一 长期以来，政府干预制度对于经济的有效性一直是一个备受争议的问题。东西方两大经济学体系对政府干预的有效性从不同角度作出理论上的系统阐述：以凯恩斯主义为核心的西方主流经济学从克服市场失灵、稳定社会经济的角度，论证政府干预制度和国家经济力量的作用的意义及其价值。而前苏联的经济理论界则建立了一种强调中央集权的统制经济学，这一学说认为社会主义经济从一开始就是，而且一直就是政府直接干预的经济。在经济生活的各个领域，政府干预始终居于主导地位。然而，历史演进过程以及现实的比较已经充分地证明，无论是凯恩斯主义的干预模式，还是苏联式的干预制度，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存在着重大的缺陷。二战以后许多发展中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过程都充分地反映出这样的一个问题：一国经济，在由落后的传统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阶段和完成工业化任务的发展过程这两个不同的发展阶段中，政府干预的作用是不同的。不同发展阶段所要求的政府干预形式也应当是不同的。一般说来，在一国经济发展的初始阶段，为了迅速地摆脱经济落后的状态和尽快地建立起初具规模的工业体系，政府干预，尤其是直接干预对于不少发展中国家来说几乎是唯一的抉择。而在工业化深入发展的成熟阶段，原有的政府干预制度无一例外地造成效率低下和发展的阻滞。 从世界工业化的历史进程看，政府在本国工业化进程中都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在工业化的不同阶段发挥着不同的作用。概括地说，根据政府在本国或本地区工业化中所扮演的不同角色和所起的不同作用，可以将已有的工业化国家或地区划分为两大类型： 一种是自发的工业化模式，它以英国为典型。在工业化初期，政府扮演着“守夜人”的角色，工业化是靠市场、资本和企业家推动和发展的，其过程处于一种自发的无序的状态。比如，在18世纪，英国政府的功能范围十分狭窄，政府的活动只限于财政、国防、外交、内政四个领域，其主要任务是对内“统治”和对外“防卫”，并不认为需要关心社会的公益。它的活动领域只限于政治，对社会上最重要的活动领域经济问题则不予干涉，这是一种典型的积极的不干预政策。工业化以后，社会变得日益复杂，首先是经济活动复杂了，接着社会问题又成堆出现，社会冲突日益激烈，政府遇到的问题日愈增多。这种情况使国家不得不承担起越来越多的社会责任。尤其是从1830年开始，英国政府的职能就不断扩大。到20世纪，政府不仅要负责经济指导与协调，而且要承担社会福利，政府对经济生活的干预随处可见。〔1〕应该看到， 英国和美国至今仍然沿袭着自由主义经济哲学思想，其政府对经济干预的范围和程度相对于其他工业国家而言要微小一些。 第二种模式是政府主导型的工业化模式。它以日本为典型，包括了几乎所有的新兴工业化国家或地区，如巴西、“亚洲四小”中的韩国、新加坡和我国台湾地区。政府在工业化进程中起着设计、组织、指挥和管理的主导作用。包括制定经济发展战略、各种经济政策以及经济立法，乃至创办国有企业，直接参与工业化活动。政府的主导作用贯穿于工业化的全过程，它对经济生活领域的影响可以说是无处不在。 自1949年以来，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在我国工业化进程中起着决定性的领导作用。从五十年代初建立初具规模的较为完善的民族工业体系到八、九十年代通过改革开放，继续推进我国工业化进程，以完成工业化历史任务。可以说，中国大陆地区的工业化也是一种典型的政府主导的工业化模式。 二 自英国统治香港的一百多年来，香港工业化先是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起步阶段。战后至40年代末，香港经济已经复苏，并随着国际经济的发展而发展。从1953年至1959年，香港实现了由传统的转口贸易为主的商业经济结构向以加工工业出口导向为主的工贸结合的经济结构的转化，其工业化进入了加速发展的阶段。自开埠以来，香港经济一直深受英国工业化模式的影响。港英政府长期奉行古典经济学派的自由主义经济哲学，依靠市场这只“无形之手”来调节经济，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以达到个人利益函数最大化的目标。60年代以后，随着香港经济的发展，港府对经济的介入日益加深，并逐渐形成了一套“积极不干预主义”的经济政策。这种政策实际上是一种适度的积极干预政策，体现在：一方面，香港经济政策的基础是自由放任的；另一方面，对某些较为敏感的经济领域，或当经济运行出现不稳定因素的时候，港府又对之实施适度的干预。事实证明，香港能在较短的时间内成为世界瞩目的新兴工业化地区，被视为当代自由市场经济的楷模，其重要因素之一就是港府长期执行积极不干预政策，形成香港“小政府、大市场”的经济体制。 港府奉行的自由主义态度和积极不干预政策，一方面固然受到斯密、李嘉图古典经济学派和英国工业化模式的影响；另一方面，它符合香港工业化起飞阶段所面临的独特的经济社会环境。从历史上看，也符合某些特定时期的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打个不太恰当的比方，如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文景之治”，就是西汉早期的统治者面对秦王朝暴政对当时中国社会的巨大摧残以及多年战争对社会经济的严重破坏，信奉“无为而治”的黄老哲学，营造宽松的政治环境和采取“与民休息”政策所带来的繁荣局面。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些历史现象有某些类似之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