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 引言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人口分布研究由简单的人口分布描述逐渐走向时空模式的探测及其决定因素和形成机制的分析[1]。已有一些学者对国外成熟大都市区的居住人口空间分布进行了特征分析和模式归纳,为我国大城市人口分布的优化提供借鉴参考[2-4]。近年来随着大城市职住失衡现象的凸显以及手机信令等新兴数据源的发展,在传统的居住人口分布以外,反映人口昼夜分布特征差异的就业分布、职住分离、居民通勤等相关研究大量涌现[5-7]。从实践进展来看,当前我国许多特大城市正处在调整区域空间结构、建设现代化大都市区的关键阶段,人口与就业的空间分布关系是大都市区空间结构的重要影响因素,直接影响城市运转效率和居民生活舒适性。近期,北京、上海均在新版城市总体规划中提出,优化人口空间分布、协调就业和居住的关系,视野从仅关注常住人口扩展到促进人口与就业的协调布局。为加深对人口、就业在大都市区范围内空间分布的规律性认识,有必要从国际上发育成熟的大都市区寻找更多可借鉴的经验规律。 从既有研究来看,将国内外大都市区由内而外划分为3~5个空间圈层以进行横向对比是一种常见视角[8-10]。圈层式空间结构理论源于1826年“杜能环”的提出[11],二战后的卫星城规划理论、大城市圈理论、核心—边缘理论等理论流派及大量规划实践均吸取了这一结构特征[12]。近年来,我国有研究探讨了大都市区空间圈层的界定标准[13],也有研究通过经济强度等指标对比认为纽约、巴黎、上海在圈层结构上呈现较为明显的分层,并具有同心集聚、三层分明、空间预留等共性特征[14,15]。在规划实践中,北京的“核心区—中心城区—城市副中心及平原新城—生态涵养区”、上海的“中心城—主城片区—新城”等空间结构都体现了圈层思想。 为促进我国大都市区的人口就业布局优化,本文从圈层视角对国外典型大都市区进行空间分层和同尺度拟合,分析归纳其人口就业分布和职住关系的特征与演进规律。在发育较成熟、规模和结构相对稳定的大都市区中,伦敦、纽约、东京、巴黎的空间结构均呈现圈层化发展的特点[10,16],可以为国内大都市区提供参考。 1 分析方法与数据来源 1.1 研究范围与圈层划分 大都市区的概念已包含对圈层结构的认识,即“核心城镇以及与该核心具有密切社会经济联系的、具有一体化倾向的临接城镇与地区所组成的圈层式结构”[17]。参考既有大都市区界定文献[18-20],确定研究范围为:大伦敦及其周边8个郡或自治市镇、纽约大都市区统计区(MSA)、东京一都三县、法兰西岛地区(表1)。 既有研究认为,发育成熟的大都市区普遍在半径15km内形成中枢职能聚集的中心地区、30km以内形成中心地区与周边建设用地连绵布局地区[10,21],而中心地区内部高端生产性服务功能集聚的核心区域如曼哈顿、东京都心5区等均在半径5km左右,北京首都功能核心区、上海规划中央活力区也是同一尺度[22,23]。据此,以各城市老城中心为原点,按照5/15/30km半径,分别拟合到乡镇一级的行政边界上,形成四个圈层划分①(图1)。其中,第一、二圈层(半径0~5km、5~15km)为中心地区,第三、四圈层(半径15~30km、30km以外)为外围地区。各大都市区总面积均在1.5万
左右,分圈层面积近似,可进行横向比较。 值得注意的是,许多国际比较研究囿于行政边界的限制而未能将具有共同劳动力、住房市场的相邻区域纳入同尺度对比。例如,与曼哈顿一河之隔的新泽西州哈德逊郡2015年有27%的就业人口(8.6万人)在曼哈顿工作,如仅以纽约市行政范围作为分析对象而忽略哈德逊郡,对区域职住结构的分析存在偏差。本文采用的圈层划分法优化了这一问题,将哈德逊郡也归入纽约大都市区的第二圈层。
图1 伦敦、纽约、东京、巴黎大都市区圈层划分 Fig.1 Ring structure of London,New York,Tokyo and Paris metropolitan areas 1.2 分析方法 选取四个大都市区相同圈层、临近时间截面的人口、就业及通勤数据,通过数理统计、空间分析、历史过程推演、分析归纳等方法,总结其人口就业圈层分布的主要特征规律。选取多种评价指标考察人口与就业的关系,主要包括:居住人口、就业岗位的总量、密度、空间分布及其时空演变,一定范围的职住比(就业岗位/居住人口)、通勤时间、交通工具分担率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