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住分异是指基于社会经济或住宅空间等属性差异，同类群体聚居在特定地理区域，不同类群体彼此分离的现象[1]。近百年来，从芝加哥学派到实证主义思潮，再到最近兴起的多尺度动态模拟，社会空间分异一直是城市地理学衡量大城市不均衡发展的有效手段之一[2]。中国正处于城市社会经济转型的关键时期，城市社会空间结构的嬗变驱动居住分异表现出新的特征与趋势。多元化的社会群体生活在混合化的街区，单位制时期留存下来的制度惯习与转型期的市场机制交织在一起，加剧了新时期中国城市社会空间内部更为复杂的多层次异质化与多尺度破碎化[3]。21世纪以来，快速城市化使得大批“新市民”涌入城市，而城市内部大规模的人口流动与城市更新有效促进了局部区域的居住混合[4]，传统单一维度的研究范式无法捕捉到城市内部愈演愈烈的社会差距与分异格局，即所谓的“隔离悖论”(paradox of segregation)①或“语境盲点”②(contextual blindness)[5-6]。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催生了诸多新产业与新业态，新的社会阶层与职业群体由此而生，如“自由工作者”(网约车、快递员、短视频播主、直播带货和电商业主等)；中间阶层或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壮大的同时，阶层和群体内部亦出现明显再分化。在中国大城市社会群体需求与住宅空间供给日趋多元化的背景下，面对复杂多变、异质破碎的社会空间结构，城市社会群体的复合异质性与市场主导的超级多样性，推动相关理论与实证研究由空间格局转向分异模式和互动机理的多维分析[7-8]。 1 城市居住分异的研究转向与多维属性 1.1 社会空间维度的居住分异 居住空间分异是城市社会阶层分化在空间上的表征，也是不同社会群体在特定社会经济条件下城市社会结构与物质空间相互作用的结果[9]。20世纪20年代，芝加哥学派将自然生态学原理引入城市空间结构研究，注重人口与地域空间的互动关系，从人文生态学(human ecologyl的角度构建了城市社会学理论分析框架[10]。相对于芝加哥学派以理想区位竞争为核心，20世纪70年代新马克思主义(结构主义)学派基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冲突论和社会运动论研究城市空间结构演变，从生产关系及其空间生产理论揭示了城市空间结构演变的社会过程，将研究的关注点从空间中人类活动转向空间本身的生产，提出社会经济、家庭和种族/族裔是美国城市居住空间分异的3个经典维度”[11-13]。20世纪末，以人为本的研究范式促使了行为主义学派等基于活动空间的社会空间分异研究的出现[14-16]，将家庭生命周期、家庭构成与成员社会属性等迁居决策问题纳入居住空间形成演化过程，以动态视角观测城市社会空间分异相关问题成为新的视角[17-18]。城市社会学者进一步从社会制度、资本积累与住房分配视角揭示了住房分化的社会根源与空间规律[19-20]，其中以新韦伯学派为代表，他们将个人及其社会行动视为城市社会研究的基本单元，认为社会分层不能简单地划分为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并提出居住分类比职业分类更能准确地反映现代社会的分层状况，而政府的科层制度与官僚体系对住房资源的配置具有重要影响。 中国城市居住分异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具有中国特色的户籍制度和经济转型加剧了城市社会空间的不平等[21-23]，使中国的城市居住分异在影响因素和空间特征等方面与西方国家由种族隔离主导的居住分异有所不同[24-25]。借鉴西方相关理论，中国学者依托人口普查等社会统计数据，采用因子生态分析法开展了大量的实证研究[26-28]，研究对象从全域全体向特殊地域和特殊群体延伸拓展，如贫困阶层、中产阶层、老年群体、流动人口、少数民族和外籍人口等，同时在研究尺度、分析方法与重点内容上也更加多元化[29-31]。历经30年的嬗变，影响社会分化的力量逐步由劳动要素向资本要素过渡[32]，随着住房市场化改革的深化，在市场机制和再分配机制的双重作用下，隐藏在计划经济分配制度下的住房不平等迅速转变为家庭财富的不平等，与收入、职业一起成为影响社会分化的重要因素[33-35]。因此，已有研究在以收入水平、教育程度、职业类型、家庭规模和生命周期等视角阐述居住分异格局的基础上，逐渐转向探讨住宅分化如何重塑社会阶层并影响城市空间重构[36-37]。 1.2 物质空间维度的居住分异 城市社会空间结构的转变受到建筑环境、财富积累、福利政策等历史惯性的限制，因而是渐进而缓慢的。基于社会调查数据的社会空间分异研究可以采集到小区或个人等微观尺度的数据，但由于调查样本的数量和范围有限，且个体行为转化为物质空间的重构需要经历漫长的积累和演化，使得个体行为的礼会调查往往只能用于反映特定时期或局部区域的空间分异状况[38]。城市居住空间格局因在不同年份和城市之间具有长期性和稳定性的特点，更加适用于全面呈现城市社会空间分异的整体面貌。早在19世纪40年代，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就通过曼彻斯特居住空间模式探究了英国城市社会分层问题[32]。随着20世纪世界范围内住房拥有率的上升，住房表达的社会阶层差异不仅反映在住房拥有者和租住者之间，同样且愈发明显地存在于住房所有者内部，学者们开始深入探究住房拥有者内部的群体差异[39]。20世纪90年代末，城市社会地理研究从抽象的社会结构分析重新回到具象化的物质空间分析，即所谓城市社会空间的“再物质化”(rematerializing)[40]。 城市住宅市场的分化不仅是建筑物供应结构和房地产供求关系的反映，也是不同社会群体差异化自由流动迁居的结果[41]。在单位制度的惯性延续和市场力量冲击重塑的交织、混合影响下，中国城市居住空间结构，呈现出融合了不同时代特征的社会空间拼贴景观[42]。即使在同一小区内部也可能存在住宅类型、品质和价格的巨大差异。单位制度和政治身份在住房供给过渡阶段依然发挥着决定性作用，精英阶层一直是住房产权和财富获取的获益者[43]。住宅的资源属性与空间属性使社会分层的主客观视角相结合，是城市资源要素在地理空间上的非均衡现象，从而能够准确和更深层次理解当前社会分层结构和运作逻辑[36]。随着住房逐步成为中国城市家庭的最主要经济资产，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城市社会群体与住宅类型档次存在一定程度的对应关系甚至耦合属性。同时，由于城市住宅数据具有尺度灵活、时效性和可获取性强等优势，一定程度上可以弥补传统基于普查区分析的不足，住宅空间分异日益成为衡量居住空间分异的相对有效指标与工具。因此，学者们探索根据物质空间的重构来映射和预判社会空间的变迁，不断开展基于住宅价格、空间区位和社区品质等住宅属性差异的居住分异研究[44-4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