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移动性地理学的学术脉络 随着全球化发展、交通和通信技术的进步，人类社会的移动性(mobility)①大大增强。人、物、资本、信息等要素正以空前的速度和多样的形式在全球范围内发生位移，要素之间的关联和互动更加密切。英国社会学家Urry归纳了全球化和信息化下移动性的主要表现形式[1]：身体的移动，即以工作、休闲、家庭生活、迁徙为目的的移动；物品的移动，即物品在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交易；想象的移动，即经由视听所产生的地方想象；虚拟的移动，即依靠数字技术在虚拟空间中的移动；通讯的移动，即借助短信、电话、传真等信息通讯技术跨越地理距离所产生的移动。这些多样化的移动形式使得人类日常生活与时空间的关系发生根本性变化。 面对移动性增强的现实，Urry呼吁社会科学的“移动性转向”(mobility turn)，将移动性作为一种研究范式[2]。为此，Urry等在2006年创办了国际期刊 Mobilities，在首刊的编者文中号召不同学科的学者采用移动性范式开展研究[3]。归纳起来，移动性范式的核心要义包括：①动态观，批判安栖主义所秉持的有界的和稳定的地方观[4]；②关系本体论，视移动中的人、物、信息等要素是关系的产物，因此重视研究移动中所涌现、维持和消失的关系网络[4]；③具身性，关注人的身体在移动过程中的环境感知、情感涌现和意义建构[5]；④政治性，反对非政治或“客观”立场，关注移动性的差异和不平等[6]；⑤拒绝移动/静止的二元论，而是承认两者存在的辩证关系[7]。 移动性作为一种研究范式也对地理学产生重要影响。地理学者成为Mobilities这本学术期刊主要的作者和读者群[8]，地理学者也出版了移动性研究的著作，代表性成果包括Cresswell在2006年发行的On the Move：Mobility in the Modern Western World[9]，以及Adey在2009年出版的Mobilities专著[10]。2013年起，地理学期刊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以“移动性”为主题组织专刊，共发表28篇论文，涵盖移动性的理论、方法和实证研究。移动性也被纳入到社会地理、旅游地理、文化地理、行为地理乃至政治地理的研究框架，并产生本质性的学术创新[11]。这些都体现了地理学对“移动性转向”的积极响应，也表明移动性已经成为地理学研究的重要范式。 事实上，地理学对移动性早有研究。1911-2010年间移动性研究主要集中在居住迁移[12]。到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交通地理学兴起，并成为地理学对移动性正面研究的主要学科分支。交通地理学将移动的主体假定为“理性移动的人”(rational-mobile person)，即假定行为主体根据出发地和目的地的实际情况，基于效益最大化的原则，做出交通出行决策[13]。这一阶段，交通地理学主要关注交通运输规律、测算距离和成本、分析可达性②，其目的在于通过优化交通节点和网络来提高运输效率。计量模型是主要的研究方法。这种研究取向有其特色和价值，但过于强调“理性移动”和“机械建模”，简化了人类移动的多样性和复杂性。 直至2000年Urry提出“移动性转向”[2]后，地理学对移动性研究才变得深刻和多元，移动性地理学(Geographies of Mobilities)也应运而生。Cresswell等2011年出版的专著Geographies of Mobilities：Practices，Spaces，Subjects，书的主标题就是移动性地理学[14]。他们认为移动性地理学搭建起宏观社会和微观空间互动分析桥梁，通过分析移动中的人与微观空间互动，可以透视宏大的社会发展转型，也有助于促进社会发展以及改善人类生活福祉。Kwan等在移动性专刊的介绍性文章中也以“移动性地理学”作为标题[12]。他们进一步讨论了方法论问题。此时，移动性地理学已经超越了传统交通地理学所秉承的效率导向的研究思路，也不局限于关注移动本身，而是发展成为一种聚焦移动过程、主体性、空间和社会之间交互关系的地理学研究范式。 近年来移动性地理学在时空间行为研究中广泛应用，移动性地理学已经与时间地理学和行为主义地理学一道，共同构成了时空间行为研究的方法论基础。如前文所述，移动性地理学在地理学不同分支学科产生广泛影响。这也容易使其在不同分支的应用边界变得模糊[11]。为避免混淆，厘清范式应用边界就变得十分重要。由此引出本文论述的中心议题：移动性地理学从哪些方面革新传统的行为研究?本文旨在对此进行梳理和评述。 2 移动性地理学下时空间行为研究的思路创新 2.1 从“基于地方”转向“基于人” 传统行为研究大多“基于地方”(place-based)的研究思路，先入为主地假设特定地方的环境是影响个体行为的主要因素。“地方”可以指任意活动场所。邻里具有近家性的特征，也常被假设为影响个体行为的重要空间单元。邻里效应(Neighbourhood Effect)理论就认为，邻里的建成环境和社会环境对个体行为存在重要影响[15]。相关实证研究已经揭示了邻里环境对居住迁移、犯罪行为、健康相关行为、社会交往等的效应[16]。其结果的可靠性受到邻里范围界定的影响。邻里通常被假定为有明确地理边界的空间单元，以居住区的几何中心为圆心作圆，进而分析邻里环境的行为效应[17]。对邻里范围大小界定不同，得出的结论也可能不同。该方法论问题被称为“可修正的面积单元问题”(Modifiable Areal Unit Problem，MAUP)[18]，学界对此已经有了比较成熟的探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