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下产业升级的区域模式与演化路径

作者简介:
刘逸(1980- ),男,广东汕头人,副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经济地理、旅游地理、全球化与区域发展,E-mail:liuyi89@mail.sysu.edu.cn,中山大学旅游学院(广州 510275),中国科学院区域可持续发展分析与模拟重点实验室(北京 100101);张一帆,中山大学地理科学与规划学院(广州 510275);黄凯旋,新加坡国立大学地理系(新加坡 117570);吴頔,中国科学院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南京 210008)。

原文出处:
地理学报

内容提要:

产业升级是后发经济体最为关注的议题之一,当前产业升级研究对产业升级的地理性关注不足,倾向总结产业升级的地理分布变化,而不是揭示其地理动因。因此,本文基于关系经济地理视角从企业和区域尺度构建了产业升级模式的分析框架,推演出企业升级、结构升级、区域升级和内卷化4类升级模式,并揭示全球化下区域产业升级演进的一般路径(从企业升级或结构升级到区域升级和内卷化)及其主要影响因素。随后本文借助珠三角的案例证实该发展历程的存在,并进一步发现珠三角产业升级呈现“S”型迂回的产业升级路径。本文认为,产业升级受到全球化下的区域外部力量影响,具有企业和区域两个层面的表现,从技术、资本与市场来看,后发区域能够利用地理优势与跨国企业展开周旋,其中制度和本土环境在本土产业升级中发挥显著作用。本文为理解产业升级过程提供新的分析视角,揭示产业升级在地理尺度上的差异,初步发现有别于“雁行模式”的“S”型产业升级模式,为完善经济地理的全球化理论提供新的支撑。


期刊代号:K9
分类名称:地理
复印期号:2023 年 03 期

字号:

       1 引言

       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以出口导向型的工业化发展战略融入了全球经济体系,以珠江三角洲为代表的沿海区域经济体,在承接国际产业转移和国家政策扶持下迅猛崛起,带领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30年,为中国赢得了“世界工厂”的称号[1]。与此同时,传统的人口、土地和制度等区域资产日渐消退,劳工成本、环境治理成本和生活成本却日益上升,珠三角面临经济全球化可持续发展的挑战,产业升级成为当务之急。更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经济全球化面临全球化逆流、贸易摩擦和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等多轮冲击,贸易、生产资源和商品全球化运营机制受到极大干扰,以珠三角为代表的经济体在全球经济体系中的实际位置发生剧烈波动和震荡。因此,国家明确提出面向高质量发展,逐步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方向。一方面要求本土产业要减少对外技术依赖,占领产业战略制高点,另一方面要求扩大内需,促进消费升级,例如推动消费服务业提质增效,减少国民消费市场对外漏损等。因此,如何科学准确地认识当前全球化下产业升级的机制与路径,对当前中国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而言具有相当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价值[2-3]。

       产业升级指企业利用更加复杂和先进的技术,从开展低附加值的经济活动(例如加工代工、简单零部件制造),走向开展高附加值活动(例如成品制造、研发、市场营销、品牌建设等)的过程[4]。产业升级的地理性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产业升级活动的空间格局,包括位置和空间扩散过程;二是产业升级的地理成因。前者属于传统地理学的范畴,即记录、描述测度产业升级现象在空间上的分布、扩散和区域影响等特征,然后归纳规律并给予解释。后者更接近于新经济地理学的研究范畴,指的是在多尺度力量和嵌入性的作用下,产业升级活动如何在区域发生并出现不均衡[5]。当前关于产业升级的研究主要来自于经济学和管理学,理论和案例经验均较为丰富,而且学者们已经将产业升级放在全球化背景之下来进行理论化,并且取得了一定的共识,代表性理论有雁行模式(the Flying-geese Paradigm)和全球价值链理论(Global Value Chains,GVC)等。然而,这些研究主要是从国家或者企业的视角对产业升级展开研究,对其地理性揭示不足。这些研究虽然涉及到产业升级的空间分布,但是未能揭示地理成因,而且虽然涉及产业升级在东亚国家之间或者南北国家之间的扩散,但其核心内容是产品的技术水平而不是地理环境等因素。

       现有的产业升级研究未充分揭示其地理性,而经济地理学界对产业升级话题也缺乏充分的探讨。主流经济地理学中有诸多研究在探讨(去)工业化、全球产业转移与区域发展,但这些研究尚未将产业升级作为分析焦点,只是间接或者附带提及。产业升级在很大程度上被等同于产业增长或者发展,其独特的经济地理特征常被忽略。虽然已有研究充分揭示了全球化下产业生产、学习和创新活动的空间过程(集聚和扩散),但是缺乏对产业升级活动的地理变量的阐述,而且主要是从发达地区和全球领导企业的视角来审视这个过程,对后发地区缺乏关注。可以说,当前产业升级的经济地理机制尚待挖掘,影响产业升级的地理变量、产业升级与区域环境之间的关系尚未明晰,一系列地理问题尚待解答,如:产业升级倾向于在什么地区发生;什么地理条件可以促进或者阻碍一个区域的产业升级的进程;对于后发经济体而言,产业升级的路径和机会是否均已经被发达经济体所决定,如何利用自身的领土化资源和优势以实现突破。

       因此,本文基于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背景,全面梳理和评述产业升级的理论脉络,针对其地理性展开理论构建,重申地理变量的重要性,以理解后发地区产业升级过程。本文首先回顾了多个学科对产业升级的研究进展,其次指出当前的理论缺口并提出优化分析框架,最后阐述该分析框架下全球化下产业升级的模式和过程,辅以珠三角地区的研究作为实例。

       2 产业升级的理论脉络、流派与存在问题

       在全球化时代,对后发经济体而言,如何实现快速经济增长、缩小与发达经济体之间的差距,是关乎生存的重大议题。在此背景下,吸引外国直接投资(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FDI)或者发展出口导向型工业,成为应用广泛的产业政策和路径。自20世纪中后期开始,东亚地区通过这些策略实现了经济起飞和快速增长,显著推进了本国的工业化进程[4,6-8]。然而,后发地区的工业发展起步之后能否继而实现产业升级,依旧是一个有待解答的问题。一方面,整体区域经济的繁荣可能是由跨国企业带动,而本土的利益相关者未必能够获得相应的发展。跨国企业尽管会产生溢出效应,但仍主导和掌控大部分收益,本土经济体存在日益被边缘化的危机。另一方面,尽管部分本土经济体可以主导自身的产业发展路径和节奏,但由于参与全球生产网络的方式比较粗浅,往往被锁定在低附加值、非专业化的生产环节中[9-10]。如果企业无法实现升级,在技术和组织上将处于全球生产网络中的边缘位置,从长期来看,将被其他成本优势更为明显的生产者所替代。因此产业升级研究对后发地区的持续发展意义重大。在过往近80年中,各个学科已经为产业升级提供了丰厚的理论和案例研究。本文从3个视角来回顾产业升级的主流理论。

相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