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住形态分异视角下乡村聚落格局的演化机制

作 者:

作者简介:
刘卫平(1991- ),男,江西泰和人,博士,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乡村聚落地理、乡村转型与农村土地政策,E-mail:liuweipingwlr@163.com,南昌大学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南昌大学中国乡村振兴研究院(南昌 330031);魏朝富,西南大学资源环境学院(重庆 400715)。

原文出处:
地理研究

内容提要:

系统探究不同地域乡村聚落的演化机制是构建乡村聚落转型实践逻辑和理论体系的基础。居住形态是涵盖居住空间形态、生活形态和文化形态的综合概念,立足居住形态视角有望揭示乡村聚落格局演化机制及其地域差异的深层逻辑。本文遵循“现象描述—机制分析—典型区对比”的思路,以乡村聚落地域分异为切入点,从“人—地”和“人—人”关系视角探究了人类发展进程中乡村聚落格局演化的一般规律,据此构建居住形态的形成及其对乡村聚落格局演化的作用机制,并以散居和聚居形态主导的样区为对照进行实证研究。研究表明,居住形态是衍生于宏观乡村聚落格局演化过程的多尺度、多维性因子,二者均可从“人—地”关系和“人—人”关系双重视角进行阐释;居住文化形态具有较强的传承性,为乡村聚落格局演化提供了路径遵循和内生机制,乡村聚落格局可视为居住文化形态在乡村地域空间解译和扩散的结果;生产力进步与偶发性事件可导致居住形态发生变革,从而诱发乡村聚落格局演化机制的改变。面向乡村振兴战略,需重视居住形态的研究视角,系统探讨不同地域传统乡村聚落的运行机制、城镇化阶段的演化机制以及乡村振兴背景下治理策略的本质差异,为制定差异化的村落振兴方案提供参考。


期刊代号:K9
分类名称:地理
复印期号:2023 年 0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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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引言

       中国乡村聚落长期依赖于小农经济且以地缘或血缘关系为纽带,在悠久的农耕文明史和不同的地理环境中演化出丰富多样的形态,是区域历史、社会形态和文化传统的重要载体。伴随着中国史无前例的城镇化和工业化浪潮,外部主体和要素的介入使得自然村落正经历多尺度和多维度的剧烈重构过程。在近年来土地政策创新的推动下,不少地区实施“合村并居”“迁村并点”等居住集聚化举措,在实践中引发农户生计转型、生活方式转变、社会融入和村落传统文化传承、治理转型等多方面的问题和挑战。究其原因,不少实践对传统乡村聚落的多元价值、地域分异和演化规律认识不足,导致对其发展趋势和调控策略把握不准,难以实现乡村聚落的有效重构和内涵式发展。乡村聚落格局演化及地域特征受到地理学、社会学、历史学和人类学等领域的广泛关注[1-4],从多学科综合视角探究不同地域乡村聚落格局演化的客观规律对于引导当前村落重构实践具有重要意义。

       自19世纪末以来,西方乡村聚落地理学研究范式由聚焦人地关系向兼顾自然、社会和人文等多维属性转变。早期的研究强调人类社会与地理环境之间的关系,重点考察“人—地”关系或“人—自然”关系的空间表达[5]。二战以后,工业进步和城市发展引发地理学者们对“城镇景观”研究的日益重视,经济和社会因素在聚落模式及其形成中的关键作用逐渐成为地理学界的共识[5]。在这一过程中,城市聚落地理学领域的“区位”研究推动“人—地”关系视角转向“人—人”关系视角[6],同时引致乡村聚落地理研究的人文社会化转变。随着“社会学”和“行为科学”等学科视角的融入,学界逐渐关注社会形态、心理因素和人为决策等因素对聚落形态和结构的影响[7],注重乡村演变和重构过程中物质空间与社会或社群之间的相互作用,以及物质、自然及社会关系和行为等要素的控制和协调[8]。1980年代以后,后现代主义、存在主义和人本主义地理学等新思潮不断涌现,进一步推动了西方乡村地理学研究的人文社会化发展趋势[7,9]。

       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以及遥感(RS)、地理信息系统(GIS)等现代技术的应用,国内乡村聚落研究进入蓬勃发展阶段,研究尺度和研究方法呈现多元化趋势。在人地关系理论的指引下,地理学界在乡村聚落的地域类型[10]、时空格局演变及其驱动因素[11-13]、结构与功能转型[11,14,15]、空心村及其重构策略[16,17]等方面已取得丰硕成果。人本理念的推广及相关政策的实施引发地理学研究逐渐由偏向物质层面转向兼顾物质、社会、文化、治理等复合属性,地理学同社会学、人类学、生态学、管理学等多学科融合的研究视角和方法逐渐受到重视。在实证研究方面,诸多学者从地理环境[10,14,18]、社会结构和地域文化[19,20]等视角探讨了特定地域乡村聚落的影响因素和形成机理。在理论层面,学者们从乡村空间系统[21]、传统人地关系论[22,23]、弹性理论[24]、韧性理论[25]等视角,探析了乡村聚落物质、社会、经济、文化及治理等多层面的本质内涵、演化路径及重构策略。

       乡村振兴战略对乡村聚落研究提出了更加综合化和精细化的要求。然而,当前聚落地理学研究对不同地域乡村聚落的社会文化内涵及动态演化规律的关注还有待深化。这种现状可能缘于两个方面。一是已有研究多聚焦于社会文化形态同质化的特定地区,对比研究的匮乏容易造成认知上的“地域壁垒”;二是在研究对象方面,将聚落斑块作为“均质实体”的研究倾向阻碍了对聚落人文要素和微观机理的洞悉。居住形态研究常见于建筑学、地理学、社会学、人类学等领域,具有空间、社会和文化等复合涵义。这一概念虽属于地理学的研究范畴,但尚鲜见于乡村聚落格局演化的研究中。本研究整合已有的研究成果,遵循“现象描述—机制分析—典型区对比”的思路,着眼于传统乡村聚落格局的显著地域性,从“人—地”关系和“人—人”关系视角阐释乡村聚落格局演化及地域分异的成因,据此构建居住形态对乡村聚落格局演化的作用机制,并以四川盆地和江西吉泰盆地为对照区展开实证研究。研究成果有望揭示乡村聚落格局地域分异的本质及演化规律的深层逻辑,为理解城镇化和乡村振兴背景下各地乡村聚落重构实践逻辑乃至制定差别化的政策措施和治理策略提供理论参考。

       2 居住形态与乡村聚落格局的内涵辨析

       2.1 居住形态与乡村聚落格局的内涵

       “居住形态”是具有建筑学、地理学、社会学和人类学等多学科属性的综合概念,其源头可追溯至16世纪末英法建筑学界的风土建筑形态研究。至20世纪中叶,相关研究逐步拓展到社会学、人文地理学、人类学及生态学等领域,推动从单体建筑到整体聚落景观以及从建筑实体到居住文化的延伸,并在二战后共同完成了从狭义实体建筑形态到广义居住形态的拓展[26]。居住形态是居住的主体(社会系统)与客体(居住空间)在长期相互作用中积淀的居住空间形式和居住生活方式,兼具物质属性和精神涵义,其本质是由人的关切和选择赋予的[27]。从层次结构上,居住空间形式是建筑以及周围环境的综合,一般分为住屋单体、住屋群体、聚落整体三个层面;居住生活方式是指人类发生在居住空间的生活样式的综合,分为家庭、邻里和社区生活三类[28]11。可见,居住形态以居住空间为基础,强调主体基于生活世界的交往互动形成的同自然、物质环境、社群之间的关系和同自身心理之间的关系,以及由此产生的主体价值观、生活态度和行为准则[27]。因此,居住形态包括多层次的空间形态和生活形态(含经济形态、社会形态等)及其衍生的文化形态,分别表征居住的空间组织、日常生活和观念世界[29](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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