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四个面向”已成为新时代科技工作的指针①,也为地理学发展指出了新方向。在应对全球化和城镇化的快速演进、区域和社会发展不平衡、气候变化、公共卫生安全等难题上,地理学发挥着重要作用,但归根结底要靠治理来落实。谁来治理?治理什么?如何治理?治理的模式和效应有哪些?这些话题成为学界热点。十九届四中全会和五中全会都着重强调治理导向,十九届六中全会则指明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治理路径,健全治理体系和实现治理能力现代化成为国家未来发展的方向和目标。治理的价值观、思想、方法和技术创新成为新时代践行新发展理念和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关键,也为地理研究和实践提供了新思路。 治理(governance)是人类干预或应对自然与社会事件的重要行为与生活方式。中文“治理”一词由“治”和“理”组成,早期多以“治”出现,如“既载壶口,治梁及岐”②,“使帅其属,而掌邦治”③等。“治理”一词最早出现于春秋战国时期,如“明分职,序事业,材技官能,莫不治理”④,“其法通乎人情,关乎治理也”⑤等。“治理”一词与治水活动相联系,具有治国理政之义。英语中“governance”一词由“govern”和表示过程或状态的词缀“-ance”组成,“govern”源自拉丁语“gubernare”,原义为“掌舵、领航”,借用了希腊航海用语“kybernan”[1]。“governance”词源与航海的关联,其实也是与地理的关联。东西方治理思想皆源于人与水共处的经验,所以治理本身具有地理性。治理以地理环境为基础,主要通过工程、规划和政策来实践[2]。当代治理面对的是一个开放的复杂系统[3],涉及全球与地方多个尺度[4],关注自然与社会多个领域[5-6],牵涉政府、市场、社会组织和个人等多主体[7],不同尺度、领域和主体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互相影响和转化[8]。治理研究需要地理学与管理学、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文艺学等人文社会科学和生态学、环境科学、心理学、数据工程学等自然技术科学的广泛联动。 立足重大自然和社会问题,突破学科领域界限,深入研究跨学科视野下全球及地方治理的新理论、方法和实践,探讨实现治理现代化的路径,既是国际研究前沿和趋势,也是国家战略和社会需求。近年来,随着国土空间规划和生态文明建设的深入推进,国内学者对治理进行了积极探索和研究,取得了大量理论和实践成果。本文通过系统归纳和总结近期治理研究的态势,提出面向治理的地理学发展路径,为治理研究以及地理学与治理学科的融合发展提供新的思路。 2 地理学与治理结合研究的态势 2.1 治理成为多学科研究的焦点,但地理学尚未成为治理研究的优势学科 国际治理研究呈持续上升趋势(图1a),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后,治理研究成果数量稳步增长,2014年后更加迅速。中国的治理研究和国家战略密切关联,1997年“十五大”、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以及2019年十九届四中全会后,治理研究成果数量都有显著增长。国际治理研究主要集中在环境、经济和政治学科(图1b),治理是跨学科研究的重要议题[9]。中国治理研究主要集中在企业经济、环境科学、行政学等应用型学科,与国际相比,不同学科治理研究成果数量的差异更显著。
图1 国内外“治理”文献的时间和学科分布 Fig.1 Trends and disciplinary distribution of China and international governance research 国内地理学界对“governance”的理解有“治理”、“管治”等不同用语,早期用“管治”较多[10-12],近年来逐渐以“治理”为主。地理学各个分支与不同学科交叉形成各自独特的治理研究特点。人文地理学和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交叉,形成生产力布局、主体功能区、包容性全球化等治理理论[13]。自然地理学与物理学、化学、生物学、人类学交叉,形成以复杂环境系统的关键过程修复、生态系统服务优化、生存环境构建等为代表的治理研究成果[14]。信息地理学与系统科学、计算机科学、数学交叉[15],形成以遥感定量评估、全空间信息系统、空间数据挖掘等为代表的治理支撑技术[16]。 地理学尚未成为治理研究的优势学科。在公共知识平台上,国际治理研究有独立的地理学门类,中国地理学的治理研究成果则分布在宏观经济和环境科学中。在成果数量上,国际地理学的治理研究虽然排在前列,但与环境科学、经济学相比仍有差距。中国地理学同样在治理学科群中面临激烈竞争。2000-2022年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中,社会学、政治学、管理学、法学、应用经济学的治理研究项目数都在300项以上,地理学申报的项目多挂靠管理学。同时期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中,地理学涉及“治理”主题的项目虽然遍及三大分支学科且呈逐年上升趋势,但存在总量少、议题散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