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 引言 制造业作为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和重要支柱，面临发达国家再工业化与发展中国家同类竞争的“双向挤压”、资源与环境约束等问题，亟须重塑中国制造业新优势(谢康等，2018)。随着全球数字技术和制造技术的加速融合，智能制造已成为制造业高端化发展的必然途径。习近平总书记在2018年的两院大会上指出“要以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推动产业技术变革和优化升级，推动制造业产业模式和企业形态根本性转变”①。目前我国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高端智能装备及核心零部件技术仍严重依赖进口且面临技术封锁的困境(肖静华等，2021；马天月等，2020)，对我国经济发展和巩固全球地位构成了巨大的威胁，提高智能制造企业自主创新能力，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迫切。 根据资源依赖理论，企业所有制结构的不同，使得制造业在智能化的推动过程中，呈现显著的系统性差异。国有企业作为国民经济的主体，受政府的管理和领导，凭借其股权性质的“先天优势”，更容易掌握私营企业难以得到的土地、资金、原材料等政府支持和资源禀赋(徐尚昆等，2020)。但同时国有企业仍存在产权责任不清晰、行政性垄断和政治身份导致的控制权缺失等“先天劣势”(董晓庆等，2014)。不同所有制的智能制造企业创新效率有何异质性?决定其创新效率的影响因素是什么?智能制造作为落实制造强国战略的重要举措，其创新能力的提升既存在资源投入不足的瓶颈制约，又受到资源配置机制的刚性束缚，因此，该问题的研究具有一定的必要性和迫切性。 1 文献综述 目前，关于企业创新效率的测算方法，一部分学者采用随机前沿分析(stochastic frontier analysis，简称 SFA)的参数方法(肖文等，2014；Huang et al.，2016)，在对投入产出效率进行分析时，以经济学理论为基础，运用模型设定的方式定量分析各研究对象的效率差异(乔元波等，2017)；另一部分学者采用数据包络分析法的非参数方法(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简称 DEA)(陈珊，2019；钱忠好等，2020)，由投入产出数据客观的计算各指标的权重，避免因参数模型设置错误导致的估计偏差。但是这两种方法都没有排除非管理性影响的外部环境因素和随机干扰因素，使得各研究对象处于不同的外部环境下，测算的效率与其真实水平存在一定的偏差。本文借鉴Li等(2016)、 Xu等(2016)及彭树远(2020)学者的研究方法，采用三阶段DEA，剔除非管理性因素的影响，更真实的反映智能制造企业的创新效率。 企业按所有制类型可以分为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企业在进行创新活动时，可能会造成知识和技术外溢而导致私人收益下降，增加企业创新活动的风险。而此时市场因不能完全解决社会收益和私人收益之间的系统问题出现失灵，要求国有资本或政府进行直接干预以缓解市场失灵的现象(杨洋等，2015)。因此，从体制上说，由于资源禀赋的差异，国有企业比私营企业拥有更多的创新资源，技术附加值高和具有战略性的创新活动被国有资本所选择。但是目前，我国关于知识产权保护的法律法规还不完善，这进一步增加了企业私人收益受损的风险，影响企业创新活动的积极性。关于不同所有制企业创新效率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中国企业的整体层面和行业异质性视角。研究多发现，无论是对中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或是新兴产业进行定量研究，国有企业的创新效率普遍低于包括私营企业在内的其他所有制企业(彭树远，2020；钱丽等，2019)。但由于国有企业改制之后，经济效益有明显且持续性的改善及市场机制的完善(白重恩等，2006；范建双等，2015)，二者之间的差距正在逐渐缩小，尤其在2014-2015年后，国有企业的创新效率具有强劲的追赶效应和增长效应，表现出超过其他所有制企业的势头(陈元志等，2018)。但也有少部分学者认为国有企业的创新效率高于私营企业(李政等，2014)。 关于企业创新效率的影响因素研究，从创新资源的投入角度来看，冒佩华等(2011)学者认为科研人员对企业的创新效率具有重要的正向作用，但是王义新等(2019)学者通过对36个工业细分行业的科技创新效率进行测度，发现由于科技活动人员投入存在冗余现象，对技术创新效率具有负向作用。在企业规模与创新效率的研究中，一部分学者认为大规模企业具有分摊研发成本，降低创新风险的优势，企业规模对提高技术创新效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刁秀华等，2018)；另一部分学者发现企业规模对于企业技术创新效率提升并不存在正向线性影响，甚至存在负向线性影响(张珺涵等，2018)。在政府干预与创新效率的研究中，一些学者认为政府补贴降低了企业研发成本和投入风险，一定程度上激励了企业加大科研投入力度，有利于提高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Akkaya et al.，2021；陆国庆等，2014；卢方元等，2016)；但另一部分学者认为由于政府决策层远离技术发展前沿，对市场研发活动的资助具有时滞性，且对企业内部的研发支出造成了挤出效应，使政府补贴的预期效果大打折扣(李爽，2016；冯宗宪等，20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