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加快推进自由贸易试验区、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实施自由贸易试验区提升战略”①。在国务院发布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后文简称“十四五”纲要)中，自由贸易试验区(后文简称自贸区)是中国高水平对外开放、制度型开放与制度创新的重要环节，指出要“完善自由贸易试验区布局，赋予其更大改革自主权，深化首创性、集成化、差别化改革探索，积极复制推广制度创新成果”②。不难看出，创新一直是中国特色自贸区战略的主题词，它同时肩负着开放与创新的载体建设任务。 与此前历次“五年计划”不同，“十四五”纲要提出了两个新的“创新”概念——全球创新网络和协同创新，要“实施更加开放包容、互惠共享的国际科技合作战略，更加主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要“深化军民科技协同创新”，要让中国经济与科技发展在地理空间(跨国)、产业(军民)间实现协同，甚至形成创新网络。 截至2021年，中国已分6批在21个省、直辖市设立了21个自贸区，区内的制度创新成果在国务院层面成功复制推广的多达144项。这21个自贸区既是跨国公司的集聚地，也是直辖市和地级市高精尖产业的集聚地。自贸区的建设发展与制度创新很可能使企业出现合作研发联盟(Research Joint Venture，RJV)、R&D卡特尔、技术入股等形式的协同创新，甚至在片区内逐步形成创新网络。作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自贸区建设若能有助于协同创新，必将有助于推进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二、概念界定与文献综述 二十大报告使用的创新网络一词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流行。Imai and Baba(1989)较早提出，创新网络是应付系统性创新产生的一种制度安排。该概念后来被Freeman(1991)拓展，认为创新网络是随相应组织对知识的需求而出现的。知识经济时代到来，科技进步日益加快，分工逐渐细化，跨学科知识高度融合，市场对创新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单个创新主体受到跨学科知识储备、多维创新资源获取等限制，难以在关键创新项目上实现突破。此时，各创新主体可以通过正式或非正式的合作开展协同创新，充分利用跨学科知识的交融共享和创新资源的多样性提高创新绩效。当同一区域开展协同创新的各类主体数量逐渐增多，创新资源愈加丰富，各创新参与者可以充分发挥自身优势，从而实现知识共享、技术扩散及成果的转化应用，由此形成的复杂系统便是协同创新网络。协同创新网络的形成是知识经济时代创新活动向系统化、网络化发展的必然产物，它不但有利于创新主体充分利用互补知识和多样化的创新资源提高创新绩效，还是在国际竞争压力持续加剧背景下，提高一国(地区)综合创新能力的重要组织形式(刘丹和闫长乐，2013)。本文协同创新网络是指，企业、高校(学院)、研究机构等产学研创新链主体及其中介服务机构之间基于正式或非正式的合约达成的一种合作与协同创新关系，各网络主体通过发挥各自优势协同合作，实现知识和技术等创新要素的交互共享及协同创新绩效的提升。这种合作与协同创新关系包括广度和深度两个层面，广度指与某个创新主体已达成创新合作的伙伴数量；深度则指某一创新主体与同一合作伙伴的创新合作频率。 与本文密切相关的一类文献是自贸区经济效应研究。自贸区经济效应的相关研究由来已久，早期大多关注自贸区对就业和社会福利的影响。Young and Miyagiwa(1987)用非充分就业的哈里斯—托塔罗模型论证了免税区建立对东道国失业的影响，指出关税取消会通过增加中间品进口带动就业增加。 Miyagiwa(1986)在非传统多部门出口框架下考察了自贸区福利效应，发现自贸区的设立提高了国民的福利水平。Sargent and Matthews(2009)则发现，发展中国家设立出口加工区在短期内能有效带动就业、增加出口、创造外汇，但若一国长期困于低附加值加工产业，则存在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 随着中国各自贸区陆续设立，国内相关研究也逐渐丰富。其中，在涉及自贸区经济效应的文献中，部分学者发现自贸区的设立具有促进区域经济增长并带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作用(王爱俭等，2020；李子联和刘丹，2021)，且该效应具有长期性(殷华和高维和，2017)；也有反面观点认为，部分自贸区制度创新与所在区域原有制度缺乏协同性和兼容性，因此相关政策红利并未充分释放(武剑和谢伟，2019)。在有关自贸区贸易效应的研究中，王鹏和郑靖宇(2017)基于反事实策略的研究表明，自贸区设立以降低加工贸易占比同时提高一般贸易占比的方式推动了进出口贸易结构转型。与之不同的是，蒋灵多等(2021)基于2007-2018年的海关数据，采用多期双重差分(DID)方法考察自贸区设立对出口的影响，发现自贸区的出口数量边际效应和扩展边际效应都显著为正，但贸易结构效应不显著。另有部分文献考察了自贸区的投资效应，认为自贸区创新政策在吸引外资方面成效显著，营商环境优化、准入限制降低、产业集聚力增强均对其发挥了正向调节作用(李蕊等，2021)。此外，还有研究考察了自贸区的扩大内需、价格平抑、国产化、产业转型效应及资源配置效率提升效应，结果大多支持自贸区设立的积极效应(陈林和罗莉娅，2014；陈林等，2019；王明益和姚清仿，2022)。 与本文有关的另一类文献是协同创新网络研究。受知识、技术、信息等资源获取的便利性以及成员间的互补性等因素影响，协同创新网络在提高创新效率及效果、加速技术融合及缩小成员差距方面具有天然优势(Fan et al.，2020；Hwang，2021；俞立平等，2021)，因此较多研究关注影响创新网络形成的因素。其中，企业理论认为，产品复杂性提升、研发成本增加以及生命周期缩短是促使企业间建立协同创新网络的关键因素(Song et al.，2019)；市场环境加速变化，新兴知识、技术跨界特性也是主体间协同创新行为的外部推动力(Dutra et al.，2010)。社会网络理论认为，主体间的同质性、组织相似性，主体间存在其他社会关系，利益共享机制以及背叛者强制补偿制度在共创网络形成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李文辉等，2019；Janssen et al.，2020；刘慧和綦建红，2021)。制度学派则强调政府协调、补贴及监管等措施在处理合作创新网络中“搭便车”现象的优势(Bae and Lee，2020；刘灿雷等，2020)。此外，也有研究探讨节点的吸收能力和积极性、节点经济和地理维度邻近、网络开放性和子系统相关性对于协同创新网络形成与发展的作用(刘丹和闫长乐，2013；许倩等，20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