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剧变化的国际环境使中国工业真切感受到关键核心技术“卡脖子”的痛苦，也使“创新”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关注。从中兴事件引爆的广泛讨论到“十四五规划”的专章部署，政界、学界及社会各界都高度关注，如何“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一系列努力也得到了一定的回报，以嫦娥五号、北斗系统、太湖之光为代表的一大批重大科技成果和国之重器相继问世，成为新时期具有国家战略威慑性质的“杀手锏”。 与此同时，新的问题也进一步暴露出来：在数控机床、工业软件等市场化程度更高、产品多样化竞争更激烈的产业领域，由国家(或相关代表机构)牵头、以大型研发项目为载体的举国体制表现得稍显力不从心，至少不像超算、航天等复杂产品工业那么得心应手。要让一个基础更加广泛的产业体系实现长期、持续的创新驱动，单纯解决一些眼下看得见、摸得着的“卡脖子”技术，是否够用?“十四五规划”提到的“完善国家创新体系”，仅用科技手段、政治手段(探索新型举国体制、打造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甚至经济手段(健全知识产权保护、激励科技成果转化)能否实现? 我们认为，目前有关这一议题的主流讨论都忽视了一个重要问题，即创新过程与创新系统的社会属性，或者说创新过程得以实现、创新系统有效运转的社会条件。这种社会条件使创新链上下游各类主体的信息流动与持续互动成为可能，[1]从而不仅为前述经济手段、政治手段的有效运作提供了必要条件，也决定了创新过程的非线性特征。[2]反之，如果官产学研用的创新联动只是利益驱动或危机倒逼的“一锤子买卖”、而不能创造持续创新所需的社会条件，解决“卡脖子”问题的努力就会陷入“攻关—落后—再攻关”的反复。特别是当创新系统的演进动力发生颠覆性变化、比如产业层面的技术经济特征遽变时，就更需要一个有效的社会基础、确保重大创新所需的持续互动，并在此期间调适、建立适应新技术的创新系统：主体间互动模式、分工协调机制、学习过程和相应的政策制度。[3]而我们通常所说的“产学研合作”，往往只是这一调适过程的结果而非原因。正因如此，理查德·R.纳尔逊(Richard Nelson)在2021年12月13日与弗朗科·马勒尔巴(Franco Malerba)的在线对话会中一再强调社会与文化因素在创新系统研究中的重要性，但也对学界就这一问题的关注不足表示遗憾。 为了说明这个道理，本文下面将做如下安排：第一部分将对创新过程与创新系统研究中的“社会”议题稍作回顾，我们将在这一部分指出社会议题在创新研究中的基础性地位及其“关注严重不足”的深层原因；第二部分以机床工业的技术体制转变为背景，给出了芬兰(坦佩雷地区)和中国的产业转型案例，以说明社会基础在这一过程中的极端重要性；第三部分将在总结文章主要结论的基础上，给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一、创新过程与创新系统的社会属性：理论述评与反思 本节将对创新研究中有关其“社会属性”的线头稍作梳理，以便形成对这一问题的初步认识。在此基础上，我们将尝试分析现有理论研究在“社会”主题上的表现及其成因。 1.创新过程与创新系统的社会属性：理论梳理 创新是“重新设定生产函数的过程”，[4]而这个过程中最重要的投入就是那些有用的新知识。这些新知识都源于为解决特定问题而进行的“搜寻—选择”过程：搜寻创新系统内的技术与需求知识，选择其中最有价值、最有可能带来新机会和新方案的知识，并对各种知识进行重新组合，从而形成推向市场、接受用户检验的创新方案。[5]-[10] 上述“搜寻—选择”过程的每一个环节，都是在特定的社会情境下发生的。首先，企业搜寻外部技术与需求知识的过程、即知识向企业流动、传播的过程是一个社会过程。无论是针对潜在需求和创新质量展开的用户—生产者互动、还是同行工程师之间的私下经验交流，抑或对外部知识的功能定位与估值，都有赖于一整套约定俗成的价值取向(如互利互惠)、行为准则(如信用)与文化符号(如行话)。[11]-[14]与市场机制下单纯的经济激励相比，这些社会条件不仅为高度不确定的知识搜寻过程创造了一个长期稳定的互动环境，[15]而且便利了创新链各环节的互动、尤其是定性信息交换，从而使创新成为可能。[1] 其次，创新主体内外的知识选择过程，同样是被众多社会性因素建构出来的。在技术范式的形塑与扩散中，无论工程师群体解决特定技术问题的思维方式(事前选择)，还是用户群体评判众多创新成果的价值标准(事后选择)，都是被社会、经济、文化、制度各方面因素共同作用、形塑出来的。[16]但这个制度框架的演进比技术及产品本身的进步要慢得多、也复杂得多。[9]其中又以文化因素的惯性和复杂性最为显著。以中国为例，虽然传统的熟人文化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建设“有组织的市场”[12]的难度，但过度嵌入于熟人圈子又会使创新网络面临过载风险、威胁持续创新的效率。[17]而儒家思想中的保守主义成分虽然塑造了中国科技进步的渐进性特征，但也同技术引进过程中形成的崇洋风气共同阻碍着本土创新意识的发展。[18]-[23]社会文化因素对创新过程的深远影响决定了，产业层次的协同演进并不会自动发生，而必须经过“嵌入性自主”的社会过程、建立国家与本土产业群体的和解与联盟，[24]-[26]并经此启动政治过程，调节产业发展过程中各利益相关者的互动方式。[27]，[28]这是使本土创新者持续获得关键生产要素、免于市场选择短期压力、避免低水平试错与开发的关键，对于培育高不确定性、高投资需求的激进创新(探索性创新)至关重要。[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