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经济发展步人创新驱动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到2035年，中国发展的总体目标之一是：“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进入创新型国家前列”。在经济发展模式由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转变的过程中，中国已取得了显著成果。各类型企业正在不断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实现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的跨越。例如，中国通过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专利合作条约》(PCT)系统提交的专利申请数逐年上升，在2019年达到了58990份，首次超过美国，成为当年通过该系统申请专利数最多的国家。此外，当前国际形势复杂多变，企业在充满巨大不确定性的环境中谋求生存和发展。一些突发性的宏观冲击，例如地缘政治冲突和贸易摩擦，可能会使“中国创造”的良好势头受阻。 本文从两个层面理解可能对企业经营产生重大影响的宏观冲击：一是供给层面，冲击导致上游成本上升；二是需求层面，冲击导致行业需求下降。在供给层面，政府对商业活动的干预是导致企业成本上升的重要原因之一。有些国家会对自身拥有垄断地位的生产原料和关键部件进行贸易限制，以保护其国内缺乏全球竞争力的行业。这类干预政策会促使现有国际贸易秩序和全球产业分工发生中长期的甚至是不可逆的变化。对于企业而言，这种变化主要表现为供应链上游成本的提高。在行业需求层面，由于消费者偏好在短期内较为稳定，消费者收入是行业需求的直接影响因素。经济周期、行业周期以及宏观经济政策均通过消费者收入来影响国内需求；国际经济形势变化会影响国外消费者收入，从而影响国内出口需求。 总体而言，中国企业正处于相对不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中，企业的经营决策会随着外部环境变化而调整。因此，考察宏观冲击将如何影响企业的研发投入、生产率以及盈利能力，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政策含义。本文的理论分析框架强调以下三个方面：①上游成本上升是供给面冲击，与需求面冲击具有本质区别，不可一概而论。例如，陈波和荆然(2013)研究表明，国际金融危机造成的外部需求减弱和出口国利率调整带来的融资成本变动二者对中国出口贸易变动所产生的影响并不能完全相互替代。②在评估宏观冲击对企业的影响时，要考虑企业通过创新应对冲击的能力。例如，近年来，美国政府对中国部分高科技企业上游供应链进行贸易限制，这会倒逼一些国内企业加大自主研发投入。③不同企业在创新效率上存在差异(诸竹君等，2022)，这一异质性使得宏观冲击不仅影响市场规模，还会改变行业结构。例如，成本上升会加剧企业的“优胜劣汰”——低创新能力的企业因无法应对而被淘汰，高能力企业则占据原本属于低能力企业的市场份额进而实现扩张。在这一过程中，资源和市场从低能力企业转移到高能力企业，行业的整体效率反而会有所提升。Hershbein and Kahn(2018)基于美国数据发现，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中遭受冲击更严重的地区会有更多企业宣布破产，但存活下来的企业会更快地进行技术升级。祝树金等(2022)基于中国数据发现，环境信息公开带来的成本冲击会提高企业内的产品转换率和行业内企业的进入退出率，从而改善资源配置效率。 为了更好地整合上述三个结论，本文构建了一个存在异质性企业的均衡模型。在这一框架中，不同企业的创新能力存在差异，企业可以内生地选择研发投入水平，进而获得对应的生产效率。基于这一模型，本文分别探讨了上游成本上升和行业需求下降对企业的影响，并对比了短期视角和长期视角下分析结果和政策含义的差异。 本文的创新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①现有文献关于宏观冲击对企业创新的差异化影响的讨论相对欠缺。本文在现有理论框架的基础上引入了创新能力的异质性，并内生化企业的研发投入和生产率，进而研究宏观冲击对企业创新行为的差异化影响。经典的异质性企业文献(Melitz and Ottaviano,2008; Aghion et al.，2018)均假设企业在单位生产成本(也可以理解为生产率)上存在差异，本文则假设企业是在创新能力上存在差异，并且企业可以内生地通过改变研发投入提高生产率，从而适应宏观环境的变化。②在现有异质性企业文献的基础上，本文探讨了宏观成本冲击在企业和行业层面上的效应，并比较了其与需求冲击作用效果的异同。相比之下，Aghion et al.(2018)仅考察了市场规模变化这一需求冲击对企业的异质性影响。本文在成本冲击视角下所得的结论和Aghion et al.(2018)的完全相反。这是因为成本冲击的影响有着与需求冲击完全不同的机制。当前，中国企业面临的核心问题很多来自生产端，特别是上游产业链的不确定性(如能源价格波动、关键零部件“卡脖子”等)。因此，在当前中国的经济形势下，本文针对成本冲击的分析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③本文的理论模型为后续实证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启示。以往实证文献在检验外部冲击如何影响企业生产率时，通常都先验地假设冲击对所有企业的效应是同质的。在这一框架下，实证上所识别出的平均处理效应(Average Treatment Effect,ATE)被解释成同质性的因果效应。本文指出，同一宏观冲击对同一行业中的不同企业所产生的经济后果会大不一样，甚至可能是全然相反的。这就意味着，即使不考虑内生性的干扰，实证分析得到的估计系数也只是对不同企业的处理效应的加权平均。在企业异质性很强的情形下，加权平均得到的估计系数可能对大多数企业都不适用，因此，其因果解释力和政策含义较为有限。另外，在常用的估计方法中，系数加权的权重是基于对样本的统计计算，而非实际的企业规模分布情况得到的。因此，当企业异质性很显著时，不能直接将估计系数诠释为冲击对行业的整体效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