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现代化过程中社会转型的困境 ——以泰米尔纳德邦为例 宋丽萍 印度是一个传统厚重的国家，其现代化进程是在英国殖民统治时期启动的，属于外源性现代化。因此，现代化过程中传统与现代的关系不同于原发性现代化国家的渐进转化与融合推进，而是在外力压迫下的被动卷入。由于现代民族国家的形成时间短，社会要素之间关系的构建不是源于自然演进，从而导致政治动员的无序状态，语言、种姓、宗教等社会问题在政治集团争夺拉扯之下无法找到解决的途径，影响社会转型和民族国家的团结。20世纪80年代以来，实施曼达尔报告引发的种姓冲突和印度人民党宗教政治活动引发的教派冲突与宗教热情，使传统要素在印度政治现代化过程中的作用成为学界研究的热点。 印度是联邦制国家，我国学术界对印度现代化模式的研究侧重联邦层面，联邦层面的研究可以宏观把握现代化过程中面临的主要问题，但要深入了解现代化过程中各社会要素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地方研究无疑也是一个很好的突破口。实际上，地方层面的现代化过程既是整体的组成部分，也体现了地方的特殊性。本文尝试从近代以来泰米尔纳德邦社会转型过程中的反婆罗门运动和语言运动的角度，考察印度从传统向现代转变的艰难过程以及未来的发展方向。 泰米尔纳德邦是印度泰米尔人的故乡，是一个文化底蕴深厚的地方。泰米尔纳德邦原名马德拉斯，是英国殖民统治时期的三大管区之一，现代化启动较早。近代以来，泰米尔纳德邦的社会转型经历了德拉维达身份构建、反婆罗门运动、语言运动、宗教复兴等几个发展阶段。麦吉尔大学政治学教授纳伦德拉·苏伯拉曼尼将泰米尔纳德邦作为成功消除传统种姓和宗教冲突、实现社会冲突管控的范例。他高度肯定德拉维达政党的民粹主义政治在消除种族冲突、促进民主多元化中的积极作用。在他看来，德拉维达政党将政治动员的重点从维持种族边界转移到重新重视平民文化，在阻止集团政治发展上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①事实真的如此吗？本文从泰米尔纳德邦现代社会转型的发展历程探索深受种姓、宗教困扰的印度现代化进程的特点和困境。 一、泰米尔社会改革的历史背景 印度古典著作的内容以宗教思想和宗教体系为主，历史编撰意识淡薄，鲜有史学著作问世。英国殖民者来到印度后，出于统治的需要，加强对印度本土历史文化的挖掘与整理。他们构建的印度历史发展体系②成为印度历史研究的起点。为了制造次大陆文明体系之间的对立，殖民者将印度次大陆分割成多个文明体，最为大家熟知的是印度教文明与伊斯兰文明的对立。在南方，殖民者则急于挖掘本土泰米尔文明的原创性，构建南方泰米尔文明与北方雅利安文明的对立。 最早整理泰米尔本地文化传统的是欧洲传教士，他们随着英国殖民者来到印度，面临如何将基督教与本土文化和社会结合的问题。基督教内部在这个问题上分为两派：正统派主张严格遵守基督教的教义、教规和仪式；改革派则主张传教活动与当地文化结合。显然，后者更易于融入本土社会，也正是这批改革派传教士按照西方的学术规范和概念体系整理了南印度的语言和文学遗产。在这些改革派教士中，较早来到印度的是耶稣会传教士迪诺比利(Roberto Di Nobili)。他于1605年来到印度后，按照当地的习俗生活，主动融入当地社会。在与民众的接触中，他学会了泰米尔语和梵语，并用泰米尔语撰写了神学概论性质的《精神教义》。康斯坦蒂斯·贝斯奇(Constantius Beschi)是第一个对传统泰米尔语书面语和口语进行区分的欧洲学者。他的巨著《不褪色的花环》(Thembavani)至今仍被认为是有史以来最好的泰米尔语作品之一。③ 罗伯特·考德威尔(Robert Caldwell)是将泰米尔文化问题转变为种族和政治问题的关键人物。他是苏格兰福音派传教士，1875年出版了专门研究德拉维达语系的学术专著《德拉维达语或南印度语族语法比较》，该专著在着意强调南方德拉维达语系的独特性之外，还特意指出南方与北方在语言以及种族文化上的对立。④他认为，梵语是使用人数众多、影响力大且受人尊重的祭司的语言，但南方德拉维达语在两千多年反对梵语的斗争中一直顽强地坚守阵地，相信它能成功击退任何语言的进攻。⑤除了语言外，他还运用种族主义话语体系，指出南方有共同的对抗北方殖民的种族遗产。他引用《摩奴法典》中的相关内容支持自己的主张，称南印度的达罗毗荼人是被婆罗门降格为首陀罗的。⑥这种以西方的种族概念研究印度语言文化的方法，忽视了印度历史发展的多样性和民族特性，对后来印度政治发展产生了消极影响。 在传教士的影响下，印度南部知识分子开始逐步构建泰米尔文明的伟大历史。他们采取的方法不同，其中比较富裕的中上种姓集团为了同婆罗门争夺政治社会地位，力主消除婆罗门教和梵文在泰米尔语中的影响，重返雅利安时代之前的泰米尔文化时代。有人则从纯粹的文化角度出发，聚焦于对桑伽姆时期⑦及其后的文化和文学作品的整理、编辑与出版，以重新确立古泰米尔文明的地位。知识分子对古代语言和文献的整理促进了泰米尔文化的复兴，但他们的出发点建立在与婆罗门集团争夺政治和社会地位上，缺乏与民众的对接。对于民众来说，生存和种姓歧视比纯粹的泰米尔文化更为重要。所以，泰米尔文化复兴运动的影响没有社会运动那样轰轰烈烈，但它也为后来的反婆罗门运动和社会运动做了历史铺垫。 二、反对婆罗门权力垄断的泰米尔纯粹主义运动 在英国殖民统治下，现代化发展提供的畅通的交流系统、城市化和社会流动，冲击了传统的社会分工和严密的种姓制度。英国殖民者最初是以“文明开化者”的形象出现，在印度推行平等观念，废除刹蒂利等传统野蛮习俗，松动了传统的种姓社会。与此同时，印度民族主义力量也从资产阶级启蒙的角度展开对种姓制度的批判，尤其是针对贱民与其他落后种姓的压迫和剥削。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经济条件改善的中上种姓对婆罗门种姓的霸权提出挑战，这是泰米尔社会从传统向现代转变的一个重要标志，传统受压迫的下层民众挑战至高种姓婆罗门的垄断地位。 婆罗门集团对泰米尔地方政治的垄断和至高社会地位是引起种姓对抗的根本原因。英国殖民者没有也不打算打破传统等级社会结构，因此，婆罗门的统治地位没有受到政权变迁的影响，他们几乎垄断了公共领域的所有高级职位。根据桑塔拉林戈姆的研究，19世纪在马德拉斯从事行政管理的印度人基本属于婆罗门种姓。根据1886年的数据，马德拉斯月薪超过10卢比的工作职位42％属于婆罗门。⑧根据1912年马德拉斯政府的数据，在政府高级职位中，副行政官婆罗门占55％，地区法官婆罗门占83.3％，基层法官婆罗门占72.6％。在教育领域，马德拉斯大学入学学生和获得人文学士学位的人中，婆罗门占67％-71％。⑨ 除了垄断大部分的公职外，梵语作为印度宗教经典的表达语言也受到婆罗门的推崇和广泛传播。他们声称梵语是印度语言的根源，泰米尔语和泰米尔文学都是梵语和梵语文学的衍生。马德拉斯基督教学院的克里希那斯瓦米·艾亚尔(Krishnaswamy Aiyar)宣称：“梵语是包括泰米尔语在内的所有印度文学的母语，所谓的泰米尔语文学作品实际上要归功于梵语文学的构思。”⑩马德拉斯大学的婆罗门通过将泰米尔语定义为土著语言、梵语为古典语言的方式建立梵语的至高地位，要求将梵语列为学校的必修课。通过这样的方式，婆罗门在近代社会变迁中继续巩固自己在教育和社会领域的领导权。 通过将前现代社会中种姓和宗教结合行使的霸权与殖民统治下构建的新权威结合的方式，婆罗门种姓控制了公共政治领域和文化教育领域，他们对公民社会的控制不是随着现代社会的转型而减弱，而是在加强。由于新体制的建立与传统的妥协，婆罗门作为一个集团既保持了排他性，又保证了集团利益不受新发展体制的影响。这种以梵语为中心的思维方式必然与泰米尔地方精英提升社会地位的主张产生矛盾和冲突。 随着现代政治理念和社会平等观念的传播，其他非婆罗门种姓对婆罗门的等级霸权提出挑战。1878年，穆特斯瓦米·耶尔(Muthuswamy Iyer)任命事件拉开了低等种姓抗争运动的序幕。当年，穆特斯瓦米·耶尔侯任马德拉斯高等法院法官，照理说，印度人升任高等法院法官，印度民众应该感到自豪，但在种姓冲突情绪的支配下，低等种姓对耶尔的任职资格提出种种质疑。一名自称“德拉维达通讯员”的作者在1878年9月5日的《马德拉斯邮报》(Madras Mail)发文称，婆罗门“是所有种姓中最不适合与民众打交道的……因为他们自认为神，而其他人都是野蛮人(Milechas)”。(11)耶尔事件表明当时种姓关系的紧张，低等种姓反对高等种姓的斗争已箭在弦上。 20世纪初，随着资产阶级启蒙运动的开展、现代社会理念的传播以及低等种姓经济状况的改善，低等种姓开始以规模化的社会运动的方式挑战婆罗门在政治和社会上的特权，这就是泰米尔纯粹主义运动(Tani Tamil Iyakkam)。这一运动的领导者主要来自维拉拉(Vellala)种姓，维拉拉是泰米尔纳德邦主要的农业种姓，包含多个亚种姓，其中比较富裕的部分构成了开展泰米尔纯粹主义运动的主体。他们采取重构泰米尔文明发展体系的方式，挑战婆罗门主导的传统权力等级结构。 维拉拉种姓构建的泰米尔文明发展体系是以维拉拉种姓为中心的农业文明发展史。在这一史学体系中，从事农业的维拉拉种姓来到了南方这片蛮荒之地，给泰米尔地区的原始居民带来了农业文明，引导他们进入较高的发展阶段，即湿婆悉檀多(Saiva-Siddhanta)阶段。在泰米尔文明处于较高的农业文明发展阶段时，雅利安人依旧生活在游牧阶段。他们知道武力无法征服发展程度较高的泰米尔文明，于是以宗教为手段，骗取了泰米尔贵族和商人的信任，并将刹帝利和吠舍种姓的名分赐予他们。这样，泰米尔本地人沦为低等种姓。通过这样的历史构建方式，维拉拉种姓解释了发展程度较低的文明能够征服较高文明的历史悖论；同时，也推翻了种姓制度合法性的基础，从历史根源上否定了雅利安文明的历史地位和在泰米尔地区发展的正当性，否定了婆罗门在南印度历史发展中的作用和社会地位。 泰米尔纯粹主义运动是一场从历史文化发展的角度否定婆罗门构建的社会等级制度、确立维拉拉集团领导地位的社会运动。从本质上说，这是现代化发展过程中对政治统治权和社会控制权的争夺。值得一提的是，维拉拉集团推翻传统社会等级制度的方式与婆罗门集团建立社会等级制度的方式没有差别，只是将宗教标准变成了经济标准。至于其他低于维拉拉集团的非婆罗门集团，由于他们在经济发展程度上还没有达到能够撼动维拉拉集团或者其他高等种姓地位的程度，所以他们只能处于从属地位。 三、自尊运动的民粹主义社会动员 泰米尔纯粹主义运动是维拉拉种姓领导的社会富裕阶层挑战婆罗门垄断权力的斗争，这一运动在维拉拉集团内部引起共鸣，但对社会大众的吸引力有限。他们的目的也不在于唤起大众对传统社会秩序的反抗，而只关注建立维拉拉种姓的霸权地位，因而难以保持强劲的发展势头。这时，拉马斯瓦米(12)领导的自尊运动在20世纪20年代进入公共领域，将泰米尔纯粹主义运动推向大众政治发展阶段。 自尊运动是一场针对种姓政治和宗教政治的民粹主义运动。自尊运动的主要领导人拉马斯瓦米构建了自己对人类社会发展的认识体系。他认为，理性是第一位的；历史发展的唯一衡量标准是理性，理性是不断发展的，因而历史也是一个不断变化的发展过程；新的认识不断打破过去的知识体系，人类的认识也在这个过程中走向更高阶段。他对僵化的思维充满了不屑，“学者们通过死记硬背荒谬的往世书文学作品以及经不起理性逻辑和理性思维检验的经典来理解世间万物。”(13)他抨击宗教思想对人的毒害，认为宗教妨碍了人的主动性的发挥，“有些人把世事与神联系起来。但是，我们不明白为什么把所有世俗的罪恶都要归咎于上帝。难道说人类没有能力和智慧来克服这些罪恶吗？”他强调人类的自主性，运用人类的智慧对付恶势力，创造美好的社会。(14) 拉马斯瓦米关注社会问题，为广大的弱势群体发声，他将对体力劳动者的歧视归咎于印度教宗教体系，称印度教的种姓之法将工人降格为首陀罗，以使他们接受被奴役的地位。他也谴责对妇女的歧视和压迫，他说：“印度教宗教思想的意图无非是使女性成为男人的奴隶。”(15)这是拉马斯瓦米不同于维拉拉种姓的过人之处，他不仅看到了维拉拉种姓关注的婆罗门问题，而且注意到社会阶级关系、关注妇女问题，这样的认识打破了印度教经过几千年的宗教律法和社会构建而形成的社会结构和政治关系。换句话说，自尊运动是要通过打破传统社会身份束缚的方式实现现代社会转型问题，解决长期以来无人提及的下层民众的社会和政治问题。 在拉马斯瓦米的领导下，自尊运动突破了维拉拉集团的斗争路线，通过赋权广大下层民众，扩大了政治对抗的范围和社会动员的广度。自尊运动强调人的主动性，不能依靠上层的施舍，而要通过积极的历史干预，让历史上受压迫的下层民众能够发出自己的声音，实现自尊。自尊运动发出这样的呐喊：“老鼠能够通过猫的努力获得自由？绵羊和禽类能依靠狐狸得到自由？印度的财富会因为英国人而增加？非婆罗门会因为婆罗门的努力而获得平等？如果我们深入思考这些问题，我们就能够领悟到真理。”(16)在自尊运动那里，社会对立不再是简单的婆罗门与非婆罗门的二元对抗，而是复杂的多重从属关系。例如，首陀罗男性相对于婆罗门而言是被压迫者，但相对于比他地位更低的贱民和妇女而言，他又是压迫者。这样的认识使自尊运动摆脱了集团政治的恶性循环，打破了围绕宗教、种姓和语言的简单二元划分，将下层民众争取自由和解放的政治斗争结合在一起，从而将泰米尔社会运动推向大众民主主义政治阶段。 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拉马斯瓦米解决社会问题的方式要在社会动员达到一定程度的基础上才有可能实现，但在宗教氛围浓重的印度来说，这样的看法显然过于激进，难以被社会大众接受和理解。随着民族解放运动席卷全国，泰米尔地方运动被纳入全国政治体系中，通用语言问题成为泰米尔政治和社会发展的主要议题，泰米尔地方民族性围绕语言问题进行了重构。 四、地方语言民族主义运动下的社会改革思潮的倒退 在地方反婆罗门运动如火如荼开展的时候，通用语言问题所引发的地方与全国民族解放运动的矛盾使泰米尔问题演变为多民族国家的整合问题，并在独立后成为中央与地方博弈的一个重要领域。 20世纪30年代，教派冲突是影响民族团结的主要因素。为了遏制教派主义的影响范围，增进社会集团之间的团结，民族运动领导人试图通过推行国语增强民族凝聚力。在选择何种语言为国语的问题上，国大党内部存在很大争议。以甘地和尼赫鲁为代表的世俗民族主义者认为，包含印地语和乌尔都语的印度斯坦语是国语的最佳选择，但印地语极端力量和乌尔都语极端力量提出不同的意见，两者中又以印地语极端力量的影响为大。因为印度北方笼罩着教派冲突的阴影，尼赫鲁等民族主义力量试图将推广印度斯坦语的工作中心放在南方，让南印度的学生接触更多的北印度语言知识，架起南北沟通的桥梁，以南方的案例作为示范在全印推广。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拉贾戈帕拉恰里领导的马德拉斯省(印度独立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