录用日期：2022-06-14 DOI：10.11821/dlyj020220382 1 引言 伴随中国城镇化进程的持续推进，人口流动、社会分化、贫富差距等问题日益凸显，使得犯罪问题成为长期困扰城市治安、影响居民“安全感”的顽疾，给城市管理和社会治理不断带来新的挑战[1]。对此，《党的十九大报告》(http://www.gov.cn/zhuanti/2017-10/18/content_5232656.htm)明确将提升人民群众“安全感”作为改善民生的重点工作之一，《2019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http://www.gov.cn/premier/2019-03/16/content_5374314.htm)突出强调了完善立体化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中国以命案为代表的严重暴力犯罪的破案率日益提高，而以盗窃为代表的侵财类“小案”正成为刑事犯罪中对社会秩序危害最大的犯罪行为[2]，盗窃案件占刑事案件总立案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对居民的财产安全、居住安全、生命安全构成极大威胁。《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http://www.yueyang.gov.cn/web/2570/2611/3940/content_1789434.html)第二百六十四条规定，盗窃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盗窃公私财物数额较大或者多次盗窃、入户盗窃、携带凶器盗窃、扒窃公私财物的行为。在盗窃犯罪中，盗窃“三车”(自行车、电动车、摩托车)、扒窃拎包和入室盗窃是三种发案数量最多的犯罪类型。三种犯罪各有特点，其中入室盗窃占比小危害大，且容易转变为强奸、故意或过失杀人等更严重的犯罪；而盗窃“三车”和扒窃具有犯罪机会多、犯罪成本低、发案频率高、报案比例低、取证难度大、刑罚力度轻等特点，是城市犯罪防控的最大挑战之一[3，4]。目前，盗窃犯罪防控研究已成为国内外学者的关注热点[5-9]。 既有文献指出，建成环境和社会环境失序是影响盗窃犯罪时空格局的两大关键因素[10-13]。传统上面向宏观社会环境层面的犯罪防控思路多涉及缓解社会矛盾、完善法律制度、增强居民防范等宏观举措，常常面临人口动态变化、人口属性复杂、收效周期较长、政策可变性大等挑战[14]。城市建成环境作为城市社区生态的重要组成和居民日常行为的空间载体，其微观特征是决定罪犯、目标和监视这三者时空趋同频率的关键因素，更在影响犯罪机会、犯罪成本、犯罪手段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15，16]。因此，盗窃犯罪防控的重点正逐渐转向由高精度环境人口(Ambient Population)及其人口学特征所刻画的微观社会环境[17-19]，并兼顾到微观建成和社会环境在影响盗窃犯罪时存在的条件交互作用[20]。在此过程中，面向微观尺度下的社会和建成环境，仍有大量问题亟待深入探讨，中国在此领域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有不少挑战亟待克服。 有鉴于此，从微观建成环境和社会环境相结合的视角，系统梳理影响盗窃犯罪时空分异的城市微观社会环境和建成环境特征，并对两种微环境的测量方式进行归纳总结，对于认识微观社会环境和建成环境对盗窃犯罪的影响机理、明确如何利用“大”数据刻画“微”环境、了解微环境的条件作用机制，以及明确西方理论的本土实证路径等有重要意义。由文献可见，学界目前所研究的盗窃犯罪类型主要包括扒窃、入室盗窃、盗窃“三车”等，本文主要针对这些文献展开综述，因此，本文所指的盗窃包括扒窃、入室盗窃、盗窃“三车”等。本文首先介绍国内外有关微观社会环境、微观建成环境对盗窃犯罪影响的研究进展，进而综述既有研究在刻画微观社会环境多维特征、微观建成环境的场所和物理特征方面的发展动态，总结两种微环境对盗窃犯罪的异质性、条件性和交互性影响。进一步，从两种微环境的刻画策略、盗窃犯罪的微环境影响机理、微环境影响的时空异质性方面提出突破路径。最后，在结论与展望部分强调未来研究应充分把握理论内涵，创新犯罪学理论关键概念要素的准确操作化方法，利用多源“大”数据求算“微”环境指标，注重阐明微环境的条件作用和交互作用，深入探索西方犯罪学理论在中国社会情境下的本土化实证路径。 2 微观社会环境与盗窃犯罪 作为城市微环境的两大关键因素之一，微观社会环境一直是从社会控制、社区生态、集体效能、凝聚强度等层面理解盗窃犯罪时空分异及其影响因素的主要切入点。而随着实证场域和社会情境的变化，学者们在微观社会环境的测量方式上引入了多种多样的数据源和测量指标。对此，本部分从微观社会环境影响盗窃犯罪的理论基础和测量方式两大维度来梳理当前研究进展。 2.1 理论基础 当前，从社会环境视角理解盗窃犯罪的主要理论基础是社会解组理论(Social Disorganization Theory)[21]，根植于社会生态学，它侧重从各地理单元尺度(如社区、街区群、人口普查区、行政区等)研究社会生态、社区特征与盗窃犯罪时空不均衡性间的联系。社会解组被定义为当地社区无法实现其居民的共同价值，社会解组理论认为罪犯和受害者均受自身所处的社会结构和社会控制影响，将犯罪产生的原因归结为社区组织不善、社区非正式社会控制(Informal Social Control)缺失、社区凝聚力(Social Cohesion)不足、以及社区集体效能(Collective Efficacy)弱化[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