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回时间：2022-09-20 中图分类号：K90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8462(2022)11-0173-12 DOI：10.15957/j.cnki.jjdl.2022.11.019 20世纪末，Phillips和Smith D等将逆城市化背景下中产阶层家庭迁居英国城郊引致的乡村物质景观更新和社会空间重构的现象[1-2]，定义为乡村绅士化。21世纪初，Hines研究了后工业社会背景下美国西部的乡村绅士化现象[3]。乡村绅士化涉及人口、资本和思想的复杂流动[4]。乡村绅士化的流动节律趋向多元，包括中产阶层家庭的(半)永久移居和多元人群的周期性、季节性流动[4]。全球南方和全球东方乡村绅士化快速发展。全球南方乡村绅士化受全球北方中产家庭和富裕人群的流动生活与资本不平衡发展驱动，发展出“后殖民主义”和“反殖民主义”[5-6]的研究进路。东西文化迥异，东方乡村聚落和农业模式不同于西方。中国学者对西方乡村绅士化理论的引入与反思中，基于个案发现、语境比较与理论反思，对东方文化传统和中国制度语境的乡村绅士化进行了现象解释与理论研究，一定程度上揭示了中国乡村绅士化的全球共性和中国特性[7-9]。 乡村绅士化深具制度语境与时空异质性，不同时空尺度的比较研究，有可能揭示当代景观生产和再现的新方式[4]。Nelson[4]、Phillips和Smith D[10]等呼吁对不同时空尺度的乡村绅士化现象，进行比较研究和理论对话，开展绅士化主题的地理研究。Maloutas强调绅士化研究的语境价值[11]，López-Morales倡议全球乡村绅士化研究需要超越西欧/北美的舒适区，在理论和认识论上拥抱星球绅士化的复杂性，定义出更具包容性的概念，培育更具发展性的理论[5]。中国有深厚的“乡绅治村”的传统，在中国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和城乡要素逆向流动(工商资本下乡、艺术乡建、生活方式流动、舒适移民、乡贤返乡等)背景下，综合把握乡村绅士化现象发生和理论发展的时空语境差异，建立乡村绅士化的地理学研究框架，是一个兼具理论意义与实践价值的学术问题。本文遵循人文—经济地理学研究的“概念—过程—格局—机理—调控”的逻辑主线，回顾和评述乡村绅士化研究内容，进而以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理论、尺度思想和综合思维论为指导，探索地理学视角的乡村绅士化研究框架，深化中国语境的乡村绅士化研究主题，为全球乡村绅士化研究提供地理学贡献和非西方语境的学术积累。 1 乡村绅士化研究回顾 1.1 乡村绅士化概念走向多元，谨防泛化 现象形变与概念流变是绅士化研究的逻辑起点。绅士化现象形变，Lees等认为早期的定义不适合用来确定当代绅士化的存在、过程和形式[12]。绅士化概念流变，发展成伞状概念谱系，用以解释多元、复杂、快变的绅士化现象[13]。Clark从地理和历史的兼容视角，提出绅士化是土地使用者人口属性变化的过程(新土地使用者比原使用者具有较高的社会经济地位)，并伴随资本再投入引发建成环境的变化[14]，具有较强的类型与地域的兼容性，成为绅士化研究最常用的概念[15]。 乡村绅士化概念经历了源起和拓展的流变过程。Phillips、Smith D等最初定义的乡村绅士化现象[1-2]，即传统乡村绅士化，亦称生态(绿色)绅士化，以永久移居乡村的中产阶层家庭实践田园牧歌、消费乡村性和绿地空间开发为典型特征[9]。21世纪以来，介于旅游与移民之间的多类人群迁居乡村，形成周期性、季节性流动且更具消费意涵的乡村绅士化现象[9]，衍生出舒适移民(型)乡村绅士化[13]、旅游绅士化[16]、季节绅士化[17]等概念类型。乡村绅士化从单一走向多元，主要表现为绅士群体多元(中产阶层为主，还包括创意阶层、舒适移民、同性恋“他者”等外来人群以及“自我绅士化”的地方乡贤力量)和流动节律差异化(中产阶层驱动的较长周期的传统乡村绅士化，创意阶层与休闲消费移民驱动的较短周期的乡村绅士化)。何深静认为乡村绅士化的绅士群体多元，从广义社会空间变迁视角定义乡村绅士化概念[7]。 绅士化概念应用于乡村研究，并未对人口阶层替代及其引发的社会空间置换的维度和程度进行精准的内涵界定。因其宽泛定义，乡村绅士化与舒适移民、逆城市化、乡村复兴等概念密切关联。Phillips认为乡村绅士化与“逆城市化”之间的从属与替代关系尚存争议，但乡村绅士化更具社会空间侵替的阶级意涵[18]；Smith D认为乡村绅士化与乡村复兴是同一个过程，但乡村复兴的内涵更为广泛，能更综合地反映乡村发展[2]。中国乡村绅士化研究缺乏充分的情境反思[19]和批判性思维[20]，如张清源等认为乡村绅士化在概念层面需要明确发生替代效应的社会阶层和固定资本再投资场所，谨防绅士化概念过度泛化而导致的滥用和误用[20]。 1.2 乡村绅士化的时空格局刻画走向综合，方法多元 绅士化延续阶级置换、流离失所、资本流入、建筑环境及景观变化等关键表征[10]。Clay根据阶层属性、建筑物、公众注意力、阶层更替、机构力量等特征，提出了邻里尺度的绅士化发展的四阶段模型(初现、强化、稳定、成熟)[21]。乡村绅士化一般表征为阶级结构转变、建筑景观更新和住房结构变化、后生产主义资本积累以及其他变化[22]。Smith D以“绅士化蝶变”(虫蛹—毛虫—蝴蝶)隐喻英国希布登桥区乡村社会空间变迁过程及其表征[2]。乡村绅士化表征与地理尺度、流动节律(时间尺度)关联。英国乡村绅士化主要生发于方便通勤的城郊(大伦敦都市圈)，深受城市化进程和乡村结构调整影响；美国乡村绅士化则主要生发于能实践更本真生活的荒野(落基山脉西部)[10]。乡村绅士化形变，Nelson提出“季节性、周期性等较短周期的新(人类和资本的)流动节律如何产生绅士化景观”之问[4]?中国学者刻画了城中村[7]、城郊村[23]、旅游村镇[9]的乡村绅士化的演化特征。不同于Smith D“蝶变”理论隐喻的伦敦城郊绅士化演化的替代特征，民族地区的乡村绅士化体现出行动者制衡和“一地多类”的共生演化特征[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