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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津冀协同发展虽已取得显著成效，但缓解区域差异的挑战依然十分严峻。本文基于城市间投入产出表，构建京津冀产业链空间网络，考察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提出前城市间功能协同存在的问题，据此探讨京津冀协同发展政策设计对改善城市间功能协同的有效性。研究发现，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提出前，京津冀城市群存在着有分工、缺协同的问题，主要表现为：①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和机械设备制造业产业链中游部门相对薄弱；②北京生产性服务业的辐射强度和辐射范围不足；③产业链空间网络不均衡，空间融合程度低。产业链空间网络分析表明，《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针对京津冀城市间功能协同的存在问题提出了解决方向与对策，但在补强产业链中游的加工制造环节、增强首都圈增长极作用和强化石家庄南部支点作用等方面，应加以完善。
，占全国的2.27％；常住人口1.1亿，占全国的7.8％；地区生产总值9.6万亿元，占全国的8.4％。作为中国北方经济规模最大、最具活力的地区，京津冀城市群是中国参与全球分工和竞争的三大增长极之一。学术界对于京津冀城市群的关注由来已久，譬如，方创琳、毛汉英、李国平、陆大道和薄文广等先后就京津冀城市群空间结构、城市功能定位、协同发展的理论基础和政策机制等问题展开了探讨[1-5]。关于京津冀地区产业布局与城市发展的见解，主要可以归纳为：①京津冀区域发展不平衡[3，6，7]，城市间梯度差异和产业结构差异显著，存在环京津贫困带[4，8]。2021年北京市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的81.7％，支柱产业为金融保险、科技教育、信息服务和商务服务等先进服务业，河北的制造业特别是高耗能的原材料加工业占比偏高[9，10]。②京津冀城市群内部空间联系不够紧密，尚未形成产业互补效应和功能协同。北京的生产性服务业和周边城市的制造业之间差距过于悬殊[11，12]，北京对周边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未能充分发挥[3，13]；也有研究认为，京津冀城市群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初步形成了产业联动的格局[14，15]，但空间协同集聚度较低，制约了城市群制造业的竞争力[16]。③北京和天津的虹吸效应持续强化[13]，京津向河北的产业转移缺乏足够的内在动力[3，13，17，18]，产业转移进程迟缓，导致河北的产业转型受阻，城市间的发展差距持续扩大[19，20]；有研究认为，北京正逐步将劳动密集型、资源密集型行业转移到河北与天津，但大部分行业中北京仍占较大份额[21-24]。 针对京津冀地区产业布局和城市发展存在的问题，2014年起中国开始实施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2015年中央政治局会议审核通过了《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以下简称《纲要》)，要求以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为“牛鼻子”，以优化区域分工和产业布局为重点，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由于京津冀地区空间极化仍在持续，《纲要》旨在通过行政干预，强力推动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优化产业空间布局，增强域内经济循环，扭转虹吸效应，促进空间融合。《纲要》明确提出了“一核、双城、三轴、四区、多节点”的网络型空间格局。其中，“一核”指北京；“双城”指北京和天津同城化发展，发挥高端引领和辐射带动作用；“三轴”指京津、京保石和京唐秦3个产业发展带；“四区”指中部核心功能区、东部滨海发展区、南部功能拓展区和西北部生态涵养区；“多节点”包括石家庄、唐山、保定、邯郸等区域性中心城市和张家口、承德、廊坊、秦皇岛、沧州、邢台、衡水等节点城市。 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实施以来，一般性制造业企业、区域性批发市场等非首都功能开始从北京向河北疏解转移，雄安新区建设稳步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取得了显著成效。然而，缓解区域差异的挑战依然十分严峻，区域差异呈现不减反增的趋势。2021年，北京市GDP总量已逼近河北省，近年有可能超过河北；河北省人均GDP仅为北京市的29.4％、天津市的47.9％，在全国的位次持续下滑，现已跌至全国排名倒数第5位。河北的产业转型进展迟缓，产业结构优化未能达到显著成效。因此，在坚持实施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同时，有必要对京津冀协同发展政策设计的有效性进行分析，以便改进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政策效果。 本文拟将分析时点回溯到2012年，考察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提出前的京津冀地区城市间功能协同存在的问题，据此探讨京津冀协同发展政策设计对于改善城市间功能协同的有效性。 2 城市网络与产业链空间网络 2.1 都市圈、城市群与城市网络 城市网络是指以城市为节点，以经济流、信息流、交通流等“流空间”为纽带形成的空间网络，是“流空间”视角下的城市集群化形态[25-27]。城市网络能够对集聚外部性形成补充，使城市网络内部的城市能够共享大城市的规模经济和竞争优势，避免单中心集聚可能导致的负外部性。推动城市网络发展有助于培育次级增长极，适度分散大城市功能，在发挥集聚经济效应的同时克服过度集聚带来的负外部性，从而发挥城市间的协同效应和互补性[25，28]。 从世界范围看，城市群和都市圈都是城市网络的阶段性形态[29]。传统的城市体系理论认为，基于“位序—规模”法则的都市圈和城市群可以较好地阐述城市体系，然而在新时期传统理论显现出诸多的不适应。主要表现在：①“位序-规模”法则无法解释城市间联系增强和联系的非等级性等问题，更无法解释荷兰的兰斯塔德、意大利北部和日本关西等地区出现的中小城市崛起和多中心空间结构[30]。②空间极化使得中心城市规模不断扩大[31]，带来了要素成本上升、环境负荷增大和交通拥堵加剧等大城市病，出现了集聚的负外部性[32]。③中小城市规模小，集聚红利不强，导致城市体系的规模结构不合理，不利于区域协调发展。若要打破马太效应的恶性循环，城市体系认知必须突破基于“地方空间”的“位序-规模”法则，代之以“流空间”的组织逻辑凸显城市间联系的重要性。因此，尽管当前中国城市体系仍以城市群和都市圈为主，基于“流空间”视角的城市网络更能凸显城市间联系的重要性，更能充分解释城市间联系和功能协同对于城市体系演化的作用和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