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化清代以来的中华民族自觉史研究，对于我们今天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而在现代中华民族自觉史当中，关于中华民族共通语的构建，也即现今所说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建设，又是不可轻忽的重要内容。清末以来，无数仁人志士通过国语运动所表达的国家通用语文的最终追求，并非只是“孤立地就汉语汉文本身而言”，也是希望建设一种“在国家的引导下，在同少数民族互动的关系中，通过各少数民族的使用而逐渐形成的全民可共享的现代新式汉语汉文”。①在这一过程中，一方面各族人民为建设现代国家，在传承使用各自民族语文的同时，需要共同致力于构建一种能实现彼此沟通交融的通用语文工具；另一方面，要想使这一工具充分发挥好“通用”功能，又内在地提出要在其中“更多、更好地容纳和传达少数民族语言文化的重要信息，增强共同体成员之间的深度理解和情感交融”的理性要求。实际上，就强化和深化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而言，这方面的工作至今仍任重道远。为此笔者曾呼吁，应加强清代以来关于中华民族通用语言文字的理念和实践探索的历史研究，包括对少数民族地区双语教学史的研究，通过系统整理和挖掘这方面的历史资料，整体考察其酝酿、自觉构建到形成发展的全过程，对其经验教训进行全面深入的总结，以期为今天国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切实有益的历史借鉴。② 基于这一认识，本文拟就清末“国语”概念发生内涵转换，国家通用语文理念开始倡导、有关实践得以初步开展的历史过程、时代因缘及其政治文化意蕴等问题，作一粗略探讨，希望能够为现代中华民族自觉在清末发轫的早期历史，增添一点新的认知。 一、清末“国语”概念的现代转化与日本的双重刺激 清末国家通用语文的最初构建，是以民族国家主义理念下现代国语统一观念的确立为前提的。而现代国语统一观念的确立，又有赖于现代“国语”概念及其相关概念符号在中国的形成和一定程度的传播。目前，学界对清代“国语”一词的新旧概念转换现象已有所关注和讨论③，但对其转变过程及因缘的揭示和历史内涵的解读，都还有待进一步深化和展开。 一般认为，在中国古代汉语里，“国语”一词主要有两种用法，或者说主要用来表述两种概念内涵：一是指战国时期已流行的史书《国语》，它是将《周语》与《晋语》《齐语》等诸侯列国之“语”汇编在一起的古典史书。这里的“语”，属上古中国记言兼记事的史书专称，所谓“国语”，就字面而言也就是列国之史乘；二是指古代少数民族建立的国家政权里，统治者对其本族语言的规定称谓，自然是相对于国内的他族语言尤其是汉语而言。如北魏拓跋氏就定鲜卑语为国语，《隋书·经籍志》对此曾有明确记载，“后魏初定中原，军容号令，皆以夷语。后染华俗，多不能通，故录其本言，相传教习，谓之‘国语’”④，该志还著录了“《国语》十五卷”等13种以汉语对译的鲜卑字书。这种用法的“国语”概念，在各少数民族主导的政权辽、金、元时期的史籍中得到延续，到清朝时更因统治者明令实施“国语骑射”政策而得到进一步强化。在清朝统治的绝大部分时间里，非古籍史书含义的“国语”一词之概念所指，自然都是满语。它是满人作为国内统治族群最高语言地位的政治宣示和标识，而不是一个国家通用语文的概念符号。表达这一语文政治概念的相关词汇，还有“清语”“清文”“清书”或“国书”等。 其实，古汉语里的“国语”一词并不限于以上两种概念涵义。除此之外，它还有一种表示“本国语言”的泛指用法，特别是相对于外国语言之时。如在南朝时的佛教史书《高僧传》里，就有过类似用法。其中的《维祗难传》在谈到天竺国僧人维祗难应三国时代的吴国士人之请、将其从天竺带来的“昙钵经梵本”翻译成汉文时即写道：“难既未善国语，乃共其伴律炎译为汉文。炎亦未善汉言，颇有不尽，志存义本，辞近朴质。至晋惠之末，有沙门法立，更译为五卷。”⑤此处的“国语”，就是泛指“本国语文”而言，或指吴国所用的汉语，或指其本国梵语(从天竺随他而来的同伴竺律炎精通梵文)，前一种可能性更大。我们注意到，此种被学者忽略的“国语”用法，到了晚清国人与大量外国人相遇之时，似得到了更多使用机会。在早期《申报》里这种用法就有不少，所谓“法人之在外行商者，去国既久，或忘上音，兹得闻国语，亦可感动乡情也”，“因外来者不能同化，多自用其国语，自沿其国俗”等⑥，即是明证。这种依汉语构词习惯自然形成的“本国语言”泛称用法，实为其后来在民族主义和宪政国家理念影响下、转化为国家统一语言和通用语言文字意义上的现代“国语”或“国文”概念，起到一种过渡性的桥梁纽带作用。这一概念符号后来在中国的“所指”对象，也逐渐由满语满文，最终转变成了汉语汉文。 不过，此种转换的第一阶段任务——表示国家通用语的“国语”概念的创制，由于清朝“国语骑射”政策的限制和日本学习西方走在前列等原因，却是在使用汉字汉文的日本最先完成，并以改变日语中的汉字汉文地位的特殊方式得以实现的。这其中虽然不无反讽意味，却是真实存在过的历史。早在幕府末年和明治初年的日本，语言学者前岛密就通过汉文书写的文本，提出改良日本语言文字，有步骤地废除汉字、汉语与汉文，建设以日本原有的假名书写为主的“国字”“国语”和“国文”的思想主张。⑦此后，关于引入西方洋字洋文，精简或废除汉字汉文，改良和建设日本大和民族的“国语”“国文”，以更好地服务于其现代国家建设的讨论，在日本学界文界即未曾停歇。 19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继续探索言文一致、合理保留关键汉字(强调“汉字不可废”但须精减)，建成文法更为科学、词汇更为丰富和精确的现代性统一语文的“国语改良”运动，不仅得到学界的广泛支持，而且迅速上升为日本国策。1900年初，日本贵族院、众议院最终通过《关于国字国语国文改良的请愿书》，文部省还专门成立了“国语调查会”来加以指导，学界的有关讨论达到高潮，并逐渐形成全国共识。⑧日本国内这种既排斥限制汉字汉文、又无法将其彻底消除的国语改革，无疑带给中国人强烈而辛辣的双重刺激，它对此后中国的文教改革产生了直接而复杂的影响，可以说在强化中国人一般现代“国语”概念意识的同时，也从反面无形中增强了国人对于自身语言文字的文化信念，以及进行语文改革的信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