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战后全国性钱荒危机的爆发及其对城乡社会的冲击

       从甲午战争到庚子之变，中国历史的演进过程发生了重大转折，其中货币流通领域也出现了重要变动，深刻影响了近代中国币制的走向。清末币制改革问题一直是近代经济史学界讨论的重点问题，主要聚焦于庚子之后清政府开展的货币本位制改革。①但既往研究相对忽视了庚子之前城乡钱荒危机对清末币制的深远影响，尤其是甲午战争后短时间内集中爆发的全国性钱荒危机，仅将其作为历史背景一笔带过。②实际上，此次与战争、灾荒紧密相关的全国性钱荒危机，成为推动清末货币金融改革的重要因素。故本文尝试对甲午战后城乡货币流通格局变动及其影响进行系统考察与分析。

       一、甲午战后全国性钱荒危机的集中爆发

       咸丰朝以降，清代的货币制度与货币流通进入了大变革时期，总体处于庞杂、紊乱的过渡状态。由于官方制钱铸造的停滞，华北地区一直存在着或重或轻的“钱荒危机”，即作为农村主体货币的小额通货始终处于短缺状态。在咸丰朝后期与同治朝，已有不少补救钱荒、归复制钱的奏请与讨论，③至光绪朝相关讨论更为激烈，并开始进入实践层面。④尽管光绪十三年(1887)清政府宣布规复制钱，命中央及各省铸局开铸制钱、投放市场，⑤但不仅未见制钱流通充裕，反而在甲午之后爆发了更严重的钱荒危机，对政府财政与城乡社会造成了巨大影响。

       甲午之前，虽已有政府官员奏报“钱荒”问题，但十分零散，朝野关于钱荒的讨论亦较为少见。然而，光绪二十年之后，各省关于钱荒的奏报、议论骤然增多，钱荒危机在南北各省短时间内集中爆发，并呈愈来愈重之势。依据现存官方档案、中外报刊史料，笔者系统整理了甲午前后各省区的钱荒案例共239件，剔除同年同省的重复记载则共有87省次，钱荒内容包括制钱缺乏、短少、奇绌、不敷等等，时间自1890年至1899年，地域涉及黑龙江、吉林、盛京、京师、直隶、山西、山东、河南、江苏、安徽、江西、湖北、湖南、浙江、福建、广东、广西、云南、贵州、四川、陕西、甘肃等22省区。参见表1。

      

       表1虽为不完全统计，但仍能反映出甲午前后各省区钱荒演变的趋势特征。其中，最突出的变化是1895年成为分水岭，在此之前的钱荒记载相对稀少，1890-1894年的5年间仅有15省次，占全部统计的17％，年均3省次；1895年则飙升至12省次，呈现出全国性的爆发态势，1895-1899年间高达72省次，占全部统计的83％，年均达14.4省次。在钱荒的地域分布上，1895年之前十分零散，福建、湖北、吉林、京师等地相对突出；1895年及之后则快速漫延至全国大部分省区，东北、华北、华中、华东地区成为重灾区，其中吉林、盛京、直隶、江苏、湖北更是连年钱荒。可见，甲午之后形成了持续多年的全国性钱荒。

       面对突如其来的严重钱荒，各地的商业贸易、税赋征缴、百姓生计受到了巨大冲击。1895年，署理两江总督张之洞紧急奏请由广东代铸制钱，以应对大范围钱荒所带来的危害：“近日大江南北各州县，旬日之间银价骤跌，每两仅易制钱一千二百数十文。上游皖楚等省情形亦复相同。邻省皆禁运钱出境，以致市面愈不流通，小民生计艰难，商贾即多折阅，民间完纳丁漕厘课尤为苦累，百业窒碍”。⑥同年，以往积聚制钱较多的两湖、云贵、四川、江浙等省份均出现钱荒，引发社会恐慌。《申报》曾对此进行报道，并发出“何以钱之骤见其缺”的疑问：

       然钱虽日见其缺，所谓此绌或彼盈，此盈或彼绌，从未有如今日之各处缺少者也。汉口一镇为五省通衢，银钱聚集之处，入夏后，钱价较江浙先见昂贵，但有去路而无来源，则可见两湖、云贵、四川之钱亦缺矣。现在江浙钱价之涨几与汉口无轩轾……何以钱之骤见其缺，而钱价骤然如此之涨，且各处之钱骤见其缺，而各处钱价骤然如此之涨？⑦

       可见，制钱短缺与钱价骤涨的现象在1895年迅速漫延，南方地区尤为突出。御史王鹏运于光绪二十一年十二月指出：“迩来东南各省，纹银每两仅易制钱一千二百文，洋钱每圆仅换制钱八百余文，银贱钱贵有甚于京师者”。⑧是年江苏钱价继续高涨，“各处皆然，实为数十年来所未见，固不特江右一隅也”。⑨淮安府“洋价日贱，钱价日涨，商铺民户交受其累，市上兑钱每元抵得钱八百数十文”。⑩扬州亦“钱贵银贱，贻害远商”。(11)江苏省内“制钱相短，银价日低，各处城市、乡村受害不少，凡物价以银元计算莫不折本”。(12)贸易繁盛的沿海城市更甚，“近因制钱短少，银价日贱，江苏因通商口岸缺钱尤甚”。(13)安徽省也因“制钱缺少”，下令严禁私贩私销制钱出境的行为。(14)由于钱荒无法得到缓解，制钱“骤形短少，兵民受累”，(15)安徽巡抚邓华熙奏请“铸造银圆，以便民用，而维圜法”，(16)但仍无效果，至光绪二十三年十一月安徽“制钱短缺，到处皆然，而皖城钱价较前犹为居奇”。(17)江西省，自光绪二十一年开始，也“各处钱价奇涨，为数十年来所未见未闻之事，市廛交易不免为之萧索”。(18)浙江省的钱荒情形同样十分严重。杭州“制钱本极短少”，民间店铺“不得不通融兼用小钱……兑出之钱每百文中制钱不过五十文，余皆砂壳、鹅眼、铁钱而己”。(19)宁波“各当铺亦因现钱缺乏，凡值十不能当五”，以致报业人士发出“贫民将何以为生耶”的慨叹。(20)在福建，省城福州也出现了制钱匮乏、私钱充斥、商民受亏的情形。(21)通商口岸厦门更因周边各地钱荒严重，频繁出现私运制钱赴外埠谋利的情况，官府不得不禁止运钱出境。(22)即使铸钱较多的广东省也难逃钱荒，光绪二十一年十二月广州“制钱日缺，钱价益高，每银洋一圆仅换九百余文，民间日用所需殊多耗折”，(23)至光绪二十五年，巡抚鹿传霖仍在奏陈：“近年制钱短绌，价值日昂，公私交困”。(24)此外，西南地区的四川、贵州、云南，(25)西北地区的陕西、甘肃，(26)亦在甲午之后出现严重的钱荒危机，限于篇幅，不再一一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