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圖分類號]K258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0874-1824(2023)01-0184-10 1913年3月，中華民國國會擬開會前夕，宋教仁慘遭暗殺，革命黨人遂高舉旗幟興師討袁，史稱“二次革命”。7月12日，李烈鈞在江西湖口誓師起兵，宣告贛省獨立，其討袁檄告中有言：“民國肇造以來，凡吾國民莫不欲達真正共和目的。袁世凱乘時竊柄，帝制自為，滅絕人道，而暗殺元勛；弁髦約法，而擅借鉅款。……實屬有負國民之委託，我國民宜亟起自衛，與天下共擊之。”①檄文立足辛亥所造“國民”、“共和”等現代政治概念，批袁世凱為“帝制自為”。出師有名，古來有之，凡興兵動武，皆必以大義為名。革命黨興兵討袁亦需尋求合法性來源，此即“捍衛民主共和”與“捍衛革命勝果”。故“二次革命”常被視為革命黨人高舉民主共和旗幟、捍衛辛亥革命成果、反對袁世凱專制獨裁的行動。深究“捍衛共和”出師之名，革命黨實為利用辛亥革命成果“共和”政治文化。然實際開展過程中，革命黨對“共和”表述之運用卻頗陷困境。就古今中外而言，運用歷史記憶服務現實社會實屬普遍現象，舉不勝舉。但若“‘二次革命’既是辛亥革命的繼續，也是辛亥革命的終結”等說法，②言外之意從“二次革命”回望辛亥具有某種特殊性。據揚·阿斯曼關於“交往記憶”與“文化記憶”區別的認識，③辛亥“共和”於“二次革命”前後的革命黨而言，尚屬“交往記憶”而非“文化記憶”，獻力於合法性建構的同時，又體現出複雜性和局限。本文即分析“二次革命”前後革命黨人如何利用“共和”表述討袁，以及該表述在革命合法性建構上面臨的挑戰和困境，觀察“共和”表述的特徵與“二次革命”前後複雜政局的關係。 一、“共和”表述與革命理由 “二次革命”中革命黨內部情況異常繁複，大致可據對袁世凱態度差異而派分，這些亦體現於“共和”理解與表述。革命黨內主張討袁者將辛亥革命後流行開來的“共和”、“國民”、“民權”等話語作為輿論武器猛烈抨擊袁世凱種種罪行，形塑發動“二次革命”的正當性與合理性。 宋教仁被刺，革命黨人極為震驚，當時即有憤慨驚訝之言。國民黨江西支部將宋教仁視為“吾黨最能運用溫和手腕之鉅子”，其遭遇暗殺表明“文明”方式在當時已喪失其市場，國民黨內“熱烈之士”只得“出其最後之手腕，以貫徹其最初之目的”，強調“苟中央官僚依據優勢，竊弄威權，違反民意，則吾黨健兒為驅除共和魔慝，保障民國前途，計當發揮吾黨固有之俠烈精神，出最後之手腕，鞭巨石以入海，遏長江使斷流”。④宋教仁案引起革命黨內不少人士的憤慨，開始考慮以武力為最後手段保護辛亥革命成果，而重要理由即為：袁世凱“違反民意”，革命黨人有責任奮起維護共和保障民國。時人多憤慨宋教仁死於“大局底定”後而非戰亂，所以將宋被刺身亡視作為民國“建設”而死。⑤如此預設前提，似乎民國已然建成，震怒於尚有刺殺案發生。實際而言，諸多人士滿懷期望的民國，僅得軀殼而未有其實。時人難以恰當把握，只因“身在此山中”，有當局者迷之謂。當時有革命黨人針對宋教仁被刺身亡，發出“宋先生不可負，共和之局不可變更，中華民國尤不可坐視其喪亡。凡我中華民國愛戴共和之國民，無論為吾黨的異黨的，其速起，速起”的呼籲。⑥如此言論均緣於辛亥革命所造就的中華民國及共和國民遭遇危機。 隨着宋案細節越發清晰，革命黨人在進行“共和”表述時更為直接，劍指袁政府，部分革命黨人力主武力解決的態度逐漸明朗。有人在宋教仁追悼大會上直截了當痛斥袁政府“為專制政府，為假共和”，並伸言此等政府之行為乃是強盜政府，此等政府之機關乃是殺人機關。“吾人須預備對付之方法，對付不了，則推倒之。不勝，則繼之以血戰。”⑦“二次革命”呼之欲出，如此才能讓國民獲得真正共和，此亦視“二次革命”為辛亥革命之延續的重要表徵。徐謙針對“政府謀殺宋教仁”事發表《佈告國民》文，堪稱申明“共和”的檄文，痛陳“吾全國國民以赤血改革之新世界，以生命構成之新國家，當此共和初步，風雨飄搖，險阻艱難，痛深創巨。政府為國民之公僕，不思付託之重，力盡厥職，乃復狼子野心，盜憎主人，以傾覆新造之民國”。且“政府謀殺宋教仁，謀殺國民也；謀殺國民，謀叛民國也。宋教仁者，主張保障民權者也，主張鞏固共和者也，主張實行議院政治者也。宋教仁之主張共和，國民之主張也，吾全國國民之主張也。謀殺宋教仁，是反對議院政治也，是傾覆共和也，是蹂躪民權也”。民國根基“共和”被袁政府“破壞以盡”。⑧如此，袁世凱政府破壞共和擾亂民國，其罪不勝誅。 不惟如此，袁世凱在國會反對下依舊行大借款事，激起諸多革命黨人的不滿。有人稱袁政府專橫，蹂躪國會，導致國會名存實亡，“何言共和”，強調對大借款“惟有抵死力爭，誓不承認”。⑨政府行為實禍國殃民，孫中山對此頗感慨，他在抗議袁世凱政府與五國銀行團締結大借款時表示，若五國銀行團“以鉅款借給北京政府”，使其“充與人民宣戰之軍費”，則勢必重燃戰火，“貽國人以莫大之害”，而國人“既以極大代價換得共和，則今此必當誓死擁護此共和”。⑩“大借款事”遭諸多反對，湘贛皖粵四省都督即聯名抗議，認為“借債關係全國人民負擔，無論君主共和，民主共和，凡屬立憲國均須議院正式通過，方能議借。不意以號稱民國，期限既終之政府，乃有悍然不經院議私借鉅款之事”。(11)當時不少人將借款簽約視作破壞共和違法專權行為，對之極憤慨與不滿。 南方多省針對袁世凱專制行徑起兵討袁，其中諸多討袁通電均將維護“共和”視為討袁的合理性來源。江西討袁軍發佈“公啟”闡述討袁理由，直指袁世凱“帝制自為”、“破壞共和”：“袁氏帝制自為，務期破壞共和，與全國為公敵，橫恣無道，倒行逆施，國民之被其虐者，至慘至酷。烈鈞等目擊顛危，誠不忍諸先烈鐵血所創之共和民國，斷送於獨夫民賊之手。”故“贛省之戰，為鞏固共和戰，為表示國民反對專制戰，是非贛省一部分之責任，全國國民共同之責任也”。(12)革命黨將“共和”用於口號宣傳，但並未進行深刻的學理闡釋，僅與“帝制”相對。江西討袁軍在對外通電中也聲明：“茲者袁世凱帝制自為，意圖破壞共和，為全國之公敵。本軍因國民公意，不得已興師討賊，以靖亂源。”(13)因袁世凱“帝制自為”、“破壞共和”，討袁軍本“國民公意”而將自身起兵置於合法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