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藏吐鲁番出土“魔鬼”水墨纸画研究

      DOI：10.19993/j.cnki.2095-865X.2022.06.03

      1902至1903年，德国探险家格伦威德尔(A.Grünwedel)率队在中国新疆吐鲁番盆地考察期间，掠夺了包括壁画、雕塑、绢画、纸画、写卷与建筑残件等在内的大量珍贵文物。其中，在高昌故城α佛寺遗址发现一幅绘有“魔鬼”的纸本水墨画[图1]。1905年，格氏在《高昌故城及其周边地区的考古工作报告(1902-1903年冬季)》中附有“魔鬼”图像并简要描述了发掘时的状况，其中可获取的有参考价值的信息包括：它出自于一件回鹘文写本，并与“回鹘文契约之类的手稿、回鹘文佛教写本残件、摩尼教写本残件、一张梵文手稿残件、带有佛像的汉文手稿的残片、一些四方倒排印刷品的残件”混杂①。该纸画被带到德国后，入藏柏林民族学博物馆，今编号Ⅲ 4951。由于历史原因，高昌故城收集品中的图像与文书后来分藏于柏林亚洲艺术博物馆和德国国家图书馆，部分文物被重新编号，因此无法确知绘有“魔鬼”的纸画究竟出自哪件写本。格伦威德尔在吐鲁番的探险成果在欧洲学界引起了轰动，随后根据这批收集品而展开的研究也蔚为大观。虽然在远离中原的高昌发现如此精彩的水墨画值得注意，但由于缺乏图像间的联系和与具体文本的对应，该画的研究一直停留于基础资料的介绍层面②。1979年，意大利艺术史学家布萨格里(M.Bussagli)在《中亚绘画》中对该画进行了基础研究③，体现出国外学者对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关注。关于该画的命名和年代问题，此后学者基本沿用布萨格里的观点④，一般认为图像的内容为“舞蹈的魔鬼”，绘制时间约在公元8-9世纪(见表1)。该画藏于柏林，长期不为中国人所知。1995年，孟凡人等学者将吐鲁番盆地的古代绘画遗存及流散国外的资料辑成《高昌壁画辑佚》，较早在国内介绍此画。他根据格伦威德尔的考古报告，将Ⅲ4951纸画命名为“鬼”，时间定为“高昌回鹘时期”并附有临摹图⑤。之后，国内陆续出现关于该画的论著，在介绍时主要参考国外学者的研究成果，且未对其图像内容和年代形成统一认识(见表2)。

      

      《饿鬼》纸本水墨 纵17.5厘米，横9厘米 高昌故城α佛寺遗址出土 (图片采自[德]阿尔伯特·格伦威德尔《高昌故城及其周边地区的考古工作报告(1902-1903年冬季)》文物出版社，2015年，图版一二)

      虽然Ⅲ 4951纸画的形象符合中国绘画中“鬼”的基本特征，但在中国绘画中，“鬼”的图像系统极为复杂，其在不同时代、不同题材中的形象特点存在较大差异。表1、表2中列举的出版物对该画的年代标示均未给出具体阐述，如果从中国绘画中“鬼”形象的历史演变及对该画形式风格的观察，那么“公元8-9世纪”的年代论断则缺乏充足论据。鉴于学界对Ⅲ 4951纸画内容和年代的论证不够充分，故本文尝试运用的方法与讨论的问题主要有：第一，根据对文献和图像资料的梳理比较，确定具体图像的题材内容；第二，从形式风格的分析入手，推断其绘制年代。

      需要指出的是，葛玛丽(A.von Gabain)在《中亚的地藏信仰》一文中影印了一幅出自柏林亚洲艺术博物馆、编号同样为Ⅲ 4951的《十王生七经》佛画残件[13][图2]，佛画背面为回鹘文，正面为十王之一的上半身线描，文中未注明发掘地点。该画造型严谨，从人物形象及用笔特点可见其明显受到中原画风的影响，其官帽部分也以浓墨涂绘，虽然两幅编号同为Ⅲ 4951的纸画在技法语言上具有一定的一致性，但《中亚的地藏信仰》中的编号应为葛玛丽引用之误，非本文所指。

      

      

      《十王生七经》佛画残件(图片采自A von GABAIN."Ksiti garbha-kult in Zentralasien.Buchillustrationen aus den TurfanFunden" in H.,Indologen-Tagung 1971:Verhandlungen der Indologis-chen Arbeitstogung im Museum für Indische Kunst Berlin,7-9 Oktober 1971:47-71)

      图像内容讨论

      现藏柏林亚洲艺术博物馆的III 4951纸画(见图1)，纵17.5厘米，横9厘米。以没骨法所绘之鬼，仅着一条白色短裤，虽瘦弱但仍可见明显的肌肉结构。其五官绘在胸前，前额宽大突出，头发蓬乱，发髻高高盘起，发髻上散乱着一缕头发或为一束装饰物，脸颊两旁还绘有镰刀形的墨块。其左手上扬，手指自然分开，右手往后屈伸至腰后，两腿一前一后，似在迈步。在鬼身前的地面上有一只大碗或钵，碗口为椭圆形，碗底呈直线，碗的外壁有似染兼带皴擦的墨痕。纸画背面存有6行回鹘文，系蒙元时期添加(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