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H0-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642X(2022)04-0044-05 一、清代经学复兴与朴学兴盛 乾嘉学者认为经学是所有学问的根本。梁启超曾说，清代学者在学术史上最大的价值是经学。所谓经学，指注解经书的学问。追溯其渊源始于先秦，真正开始于西汉。魏晋南北朝时期经学衰落。宋代理学兴起以义理之学逐步代替章句之学。直至清初经学方为复兴，对政治干预较少的考据学极为兴盛，常使用文字、音韵、训诂等学问研究经书。受到明朝灭亡的影响，清朝学术界开始思考王阳明理气心性抽象议论思想的弊病，追求“致用”“经世”。由于在乾隆、嘉庆之际发展到鼎盛，故又名这一流派为“乾嘉学派”，又有“朴学”之称。到了乾嘉时期，朴学发展为天下第一大学问，并引导着社会由“虚”往“实”、经世致用的方向转变。总体看来，清代的学术是朴学和理学之间的冲突与融合，当然这期间也有西学逐步介入的影响。明末的顾炎武、黄宗羲等人对程朱理学、阳明心学的“虚”“空”提出了批评，他们认为应该倡导经世致用之学。清初的阎若璩是汉学的发轫人物之一，同样反对空谈。到了乾隆时期，惠栋和戴震把经学推向了高峰。汉宋之间一直冲突不断，理学自宋代以后一直在国家治理中发挥关键作用。康熙皇帝尤其重视，理学得以重振。但至乾嘉以来，由于社会各种矛盾的激化，不再能更好进行社会治理和人心积聚。反之，汉学为了更好适应当时的社会，也在扬弃琐碎的考据而弘扬求真务实的精神，逐步在国家治理和推动社会进步中扮演着更为重要的角色。 “朴学”在清中期兴盛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第一，统治阶层的文化政策促进了朴学的兴盛。康熙、雍正、乾隆三朝举全国之力编纂了一些大型图书，如《康熙字典》《佩文韵府》《古今图书集成》等等，还有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图书《四库全书》。为编纂《四库全书》，乾隆间开四库全书馆，调集全国优秀学者赴京编纂，整合全国的资源，同时还下令命各省督抚及私人藏书家搜集稀有善本进奉至京供编纂的学者进行学习和研究。参加《四库全书》编辑校勘的学者中，大多喜欢金石学，经常聚在一起互相讨论、交流。四库馆臣每天清晨入馆校书，午后归寓，下午则各自按照校勘需要开列书目，到宣武门外琉璃厂书肆中寻购。当时，各地书贾趁机辐辏京师，许多贩卖碑帖拓片的商人也加入其中，于是琉璃厂的书籍古董字画商店很快兴旺起来。由于此时各地文物出土日多，来源广泛，充分满足了学者和收藏家们的需求，故一时治学之士，莫不以金石为重。文人学者出于研究需要，封疆大吏好古崇文，藏书之家广收博采，豪门富商附庸风雅，使得各阶层的人士都养成收藏金石拓片的爱好，鼓吹宣传，蔚然成风。《四库全书》的编纂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彻底整理和研究，使清代的学术在学术史上得以占据重要的位置；对于学者而言，他们在编书的过程中能看到许多难得一见的图书和资料，能与许多高水平的学术同道交流、探讨，对于全国学界的整体水平和个人的学术水平的提高也都大有裨益；由于全国的文化精英聚集京城，对书籍、字画、古董、宣纸、印章等文房用品的大量需求客观上促进了琉璃厂古董书画市场的形成。清朝宗室大臣、历史学者照梿(1776-1833)在记述乾隆朝汉学与理学的彼此消长情况时说： 上初即位时，一时儒雅之臣皆帖括之士，罕有通经术者。上特下诏，命大臣保荐经术之士，辇至都下，课其学至醇疵。特拜顾栋高为祭酒，陈祖范、吴鼎等皆授司业。又特刊《十三经注疏》颁布学宫，命方侍郎苞、任宗丞启运等裒集《三礼》。故一时耆儒布列朝班，而汉学始大著，龌龊之儒自碾足而退矣。① 在乾嘉时期的科举考试当中，题目也多是经史内容。这样一来，理学儒生纷纷落第，经史学者更容易考中进士，进入国家管理阶层。在这样一种指挥棒的指引下，导致理学衰落，经学大兴，“遂将濂、洛、关、闽之书，束之高阁，无读之者”②。后来以致书坊之中干脆不存理学著作，即使有想要购买的读者，也难以买到。统治者借整理典籍、编纂图书的机会，加强了对意识形态的控制。编纂《四库全书》这样的文化举措，在很大程度上也变成了审查清理书籍著作的行为。当时，清查销毁的图书多达数百种，予以保留编入《四库全书》的也只有三千多种。由于残酷的文字狱政策，读书人只有逃避现实、远离政治、谨言慎行，金石、考据、训诂方面的研究成为了他们很好的避风港，这个也是促进朴学的兴起和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 第二，清中期的经济比较繁荣，为学术研究提供了一定的经济基础，特别是江南的富商对这样的学者给予了社会性的支持。由于接受他们的经济支援，从而有了强大的经济后盾，学者可以专心研究学术为生计。由他们的古书搜集与丛书刊行而支持的文献实证学研究的普及，与通过长江下游地区为中心形成的学者网络，使得这种研究得到持续性发展成为可能。[1]扬州的商人大多爱好文化艺术的儒商，经常邀请文人们到家中编纂或校勘书籍，并大力出资支持书籍出版。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有马曰管、马曰璐兄弟及汪棣等人。马氏兄弟虽为盐商，但博学好古，风雅能文，与学者全祖望、杭世骏、厉鹗等为友，全祖望的《困学纪闻三笺》、厉鹗的《宋诗纪事》都是寓于马家时写成。正是由于有了盐商的资助，学者才获得了充裕的时间和精力，潜心著述，从而扬州成为乾嘉年间全国的文化重镇，并形成了“扬州学派”。另外，此时的高官也大都具有深厚的学养和浓郁的国学研究兴趣，常常将优秀的学者招至麾下作为幕僚，进行学术研究和典籍编纂。身为汉学家的朱筠(1729-1781)在担任安徽学政期间，邀请了戴震(1724-1777)、章学诚(1738-1801)、洪亮吉(1746-1809)等一批著名学者为其幕僚，他不仅校订重刊了《说文解字》一书，并且上疏建议朝廷征集珍稀图书及手稿，编修一部大型书目提要，结果促成了《四库全书》的问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