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世上只有家乡好的人只是一个未曾长大的雏儿;发现所有地方都像自己的家乡一样好的人已经长大;但只有当认识到整个世界都不属于自己时一个人才最终走向成熟。 ——萨义德《东方主义》 华裔历史学家徐国琦曾在其专著《中国人与美国人:一部共有的历史》(Chinese and Americans:A Shared History,2019)中,试图重构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后半叶的中美交流史。他采用了“共享历史”这一视角,来考察个体与个体、群体与群体以及群体与个体等不同形式的互动模式。其论证的范围虽然涉及到政治、经济与文体等不同领域所组成的纵横交错的网络,但徐国琦主要的切入视角是从文化史视野出发,探讨“中美两国人民和社会共有或共同经历的梦想、希望、失望、激动和挫折,以及在此期间进行的各种活动”。①这种“文化国际主义”②的视角,也是本文从艺术家个体切入探讨中美艺术交流史的重要起点。 在20世纪初的中美艺术交流史中,华裔艺术家朱沅芷占据着一个具双重性的特殊位置。首先,以其时中国赴美移民的户籍而论,身为粤籍的他,同其数以万计为了掘金谋生而万里辞家的广东同胞一样,并不属于漂流至太平洋彼岸的少数族类;其次,作为艺术家的朱沅芷,与其艺术家同侪赴欧奔日的潮流相比,则不能不说是一个罕见的存在。某种程度上,朱沅芷赴美的举动及其日后在美国展开的艺术实践活动,也在微观层面体现了20世纪初世界文明与艺术格局的基本样态:一方面,宗教改革运动以来,素来在人文政经居西方领先地位的欧洲,仍然在艺术人文领域占据着压倒性的地位,吸引着全球各地的有志青年奔赴此地,渴望受到欧洲古典主义人文传统的浸染;另一方面,作为后发国家的美国,在整个19世纪后半叶到一战期间,仍然处于一个韬光养晦、蓄势待发的阶段,及至二战之后美国在政治、经济与文化各领域的全面开花,此前半个世纪中,美国始终将歆羡不已的眼光望向大西洋彼岸的前辈,同时酝酿着一个属于新大陆的辉煌。与此同时,地处东亚的日本已于19世纪后半叶逐渐完成了自己全新世界观的启蒙,积极践行着对外合作与科技强国之路;这个惊人的转向不但引来其亚洲邻邦的频频瞩目,其导致的后果,也与欧美世界所发生的震颤性历史事件一道,广泛影响了整个20世纪的亚太政治格局。
朱沅芷 《电报山》 1926年 纸板油彩 一、“中国城”的社会现实与文化逻辑:旧金山的早期创作经验 时年十五岁的朱沅芷,在1921年赴美依亲之时,适逢一个粤籍劳工大举进驻美国加州的浪潮行将退去的年代。③而他的父亲,正是在此前时代跨洋掘金潮中踏入这片陌生土地的粤籍劳工。在这样一个以谋生为导向的选择中,艺术追求显然不能成为其赴美的主要动机,何况彼时的美国,作为一个人文传统薄弱、高等教育发展落后的国家,并不是一个在艺术创作方面具有野心的年轻人的第一选择。④就在朱沅芷赴美的半个世纪之前,第一批通过官方组织赴美留学的中国幼童也以粤闽两籍居多——在中华民族长期封闭的历史语境中,粤闽两地因着自己的地缘格局,在19世纪末以经贸合作为主的对外交往过程中形成了对西洋世界的一定认识。总的来说,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仍然沉浸在“天朝上国”的思维惯性中,对太平洋彼岸的异域文明感到陌生、隔阂,甚而怀有敌意;对自己赶赴大洋彼岸的命运感到惴惴不安,认定自己的远行不会是光明与顺遂的命运。⑤ 与大多数的赴美粤籍劳工一样,朱沅芷在美国的第一个落脚点便是加州旧金山。比之位于美国东北部的纽约、波士顿与费城等传统意义上的文化之都,对无数的中国劳工来说,这个位于美国西部的属于淘金者的城市承载着更多的创造财富的机会,也有着对外籍移民来说相对宽松与自由的空气。然而,自1882年美国出台排华法案⑥至1943年该法案被废除期间,朱沅芷来到美国的1920年代,正值华人赴美浪潮的最低谷;而中美自19世纪上半叶所建立起的充满偶然性的、并不稳固的外交关系,⑦则更加剧了两国在文化层面沟通的困难程度。可以说,19世纪中后叶以来,中美双方民间的交流与互动形态,很大程度上是由来自粤闽的华裔与美国西海岸地区的跨国商贸工程共同塑造的。这样的叙事轨迹,也直接构成了后续半个多世纪以来美国本土对于中国人形象的初步认知;而美国西岸城市的掘金生涯,也构成了19世纪末乃至20世纪中叶中国人“美国梦”的主要内核。凡此种种,形成了中美之间一种商贸色彩极强的、人文往来则十分脆弱的极不均衡的交往形态。 同绝大多数到往此地的粤闽地区的华人一样,旧金山的中国城是朱沅芷抵美后的主要生活区域——事实上,这也几乎是他在这里唯一被准许活动的范围。在一个种族隔阂被无限放大的年代,作为华人聚居区的中国城自成一体,区分于旧金山的其他区域。中国城的周围警力四伏,在未经特殊许可的情况下,居住在此地的华人没有前往其它街区的权利。1924年,朱沅芷进入旧金山艺术学院学习绘画,在那里结识了自己的业师与终身挚友、曾在巴黎接受现代主义艺术训练的奥蒂斯·欧德菲尔德(Otis Oldfield,1890-1969);也结识了一众包括肯尼斯·雷克斯罗斯(Kenneth Rexroth)、约翰·费伦(John Ferren)和多尔·波斯维尔(Dorr Bothwell)在内的、以现代主义艺术语汇进行创作的艺术家。在绘画创作的理路上,师生二人希望达成的目标是“以西洋绘画的方式践行东方艺术的理念”。⑧在这种艺术氛围的熏染下,朱沅芷很快便投入到了全新的艺术实践中,放弃了其在国内曾经研习过的传统中国绘画的创作方式。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