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绘画面对灾难：明成化年间苏州的雨灾和雨景画

      引子：吴宽的问题

      明人吴宽《家藏集》记载，苏州隐士杜琼家筑有一亭曰“延绿”，成化八年(1472)七月，风雨大作，导致延绿亭损毁，次日，杜琼见状惋惜不已，遂让两个儿子招来工匠修葺一新。事后，又致函身在北京、刚刚高中状元的乡人吴宽，请他写一篇记文(图1)。出人意料的是，吴宽并未遵循记文写作的惯例，即先记叙修亭始末，再赞美主人品德，而是言辞激烈地向杜琼连连发问：当你忧虑自家亭子为风雨所破时，有想到四野之民的房屋同样会为风雨损毁吗？当你抱怨和感叹时，那些没有粮食吃的人又该向谁抱怨？当你的儿子将亭重修一新，谁又为民众修筑家园？你是杜甫的后人，怎么只学到了他的诗，而没学到他忧虑百姓的心？最后，吴宽略带讥刺地说：“夫先生隐者也，一亭而已，不暇此忧。”①

      是什么激起了吴宽的发问？应有两层原因。第一层显而易见，是关于文人要如何平衡出世与用世的老问题，生于政局紧张的洪武末年的杜琼，更青睐山静日长式的隐者理想，希冀以一种审美性、文化性的生活方式，替代文人对用世的追求。显然，吴宽对此无法认同。第二层则隐晦得多，关乎存在于亭子和风雨之间的悖论：对亭子的欣赏必须以忽视现实中带来灾难的风雨为前提；而一旦意识到灾难的存在，欣赏就难以为继。因此，即使杜琼的娱目之亭和杜甫的庇护寒士之亭本为一物，却无法并存。杜琼看见前者，吴宽意在后者。因耽溺前者而导致忽视后者，更招致了吴宽对隐士和亭子本身的不满。归根结底，这两层问题的根源即在以儒家的道德准则作为价值判断之基础的古代，一切无用之物和耽于无用之事的人，常被置于玩物丧志和道德亏欠的苛责之中。隐士如此，绘画如此，那些早早放弃了有助名教的人物画而执意投身林泉的文人画家，更是如此。那么，他们会作何反应？

      巧合的是，苏州在成化年间曾遭遇一场漫长的水灾，此时身兼文人、隐士、画家三重身份的沈周身陷其中，并留下与此有关的诗画。灾难让吴宽的问题变得更加尖锐，令人难以回避，而我们正好可以借助这一事件，将这些困难的问题放在具体的历史中查看。面对灾难，隐士和画家难道视而不见？他们只能接受吴宽的批评而承认自己确实无用吗？

      

      图1 杜琼 荣登帖 1472 册页 纸本行楷24.2×48.6cm 故宫博物院藏

      一、《空林积雨图》与成化十一年的雨灾

      成化十一年九月二十七日，苏州又是一个风雨天。由于连月秋雨，沈周无法外出而烦闷不已，于是援笔写成二诗，是为《雨闷》②，又配一画，是为《空林积雨图》(图2)③。

      在许多方面，这都是一幅特殊的画。首先，尺幅并非册页，却小于沈周任何一帧册页④，看上去就像随手用了块边角料。其次，这幅画没有预设观众，因而不具备用途，也不属于当时任何流行的绘画类型，很容易被人误视为一幅仅仅只供自娱的雨景画。最后，这幅画不同于沈周本人或同时代其他画家的云山画法⑤：雨中景在绘画传统中是一个罕见的主题，山水画在15世纪之前未能创造出直接描绘雨水的技法，无论是二米的云山(图3)、落款为夏圭的《风雨行舟图》(图4)，还是黄公望的《溪山雨意图》，要么是以烟云将雨中景转换为雨前景(欲雨)或雨后景(雨霁)，要么通过摇摆的草木、衣袖或雨伞来暗示风雨的存在⑥；而在这幅画中，沈周将米氏父子的画法改造成小小的圆点，在描绘树丛的同时，表现出雨丝迷蒙和雨水将地面敲打出密集水坑的质感，在蒙蒙水气中，程式化的空间消失殆尽。画家似乎凭窗而望，把绘画传统一概置之脑后，所绘不过是眼前“即景”。然而在美术史中，一个新主题、新画法的出现既不偶然，也不轻松。那么，沈周为什么会绘制这幅现场感十足的雨景画？

      画面右上角吴宽的题诗提示出沈周作此画的用意：“春来不独东风颠，以阴以雨仍连连。岂惟元日到人日，又复上弦交下弦。甲子岁朝闻好语，东南民力待丰年。天时人事有如此，北望朔云增慨然。过有竹居，维时出示乃翁小图，有闵雨之意，为书近作于上，戊戌岁二月十八日记，匏系庵主。”⑦这幅画完成后一直放在沈周家中，直到三年后，即成化十四年二月十八日，吴宽因丁父忧返回苏州，在沈周的有竹居小住几日，沈周之子沈维时向吴宽展示了自家收藏⑧，以及这张小画。此时苏州又逢连月淫雨，恰如画境。但吴宽在雨景之外读出了画意——悯雨，即画家因久雨而生悯农之心。吴宽之所以如此理解，是因为自去年至今的苏州一直饱受雨灾，他曾两度记录成化十三年苏州的灾情：

      

      图2 沈周 空林积雨图1475 纸本水墨 21.7×29.2cm 故宫博物院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