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的提出 目前对于外来务工人员子女教育和流动儿童的研究大多基于马克思主义对工人阶级再生产问题的关注，大量经验研究充分揭示了流动儿童在教育领域面临的诸多结构性限制（韩嘉玲等，2014；吕鹏，2006; Chen & Feng，2013; Wang，2008）。除此之外，青年文化研究还特别关注流动儿童在参与社会再生产过程中呈现的“主体性”，该领域的研究大多依循Willis的“反抗”文化的理论脉络，讨论教育过程中文化生产和社会再生产的关系问题（熊易寒，2010；周潇，2011）。但有学者指出，在这种“反抗”文化的理论视阈下，底层子弟的“主体性”展现总是与消极、颓废和自弃相牵连，呈现出一种“受害者责备”(Victim Blaming)的倾向，即：将底层子弟的阶级再生产归因于他们的消极反抗和自我放弃，从而加深了外界对底层子弟的污名和偏见(李淼、熊易寒，2017；向芯、孙瑜，2022)。如何转变研究视角来重新检视边缘学生的“主体性”，成为一个重要而迫切的研究问题。 从现实经验来看，目前青少年文化研究大多关注义务教育阶段的学童，特别是打工子弟学校中的流动儿童，而较少关注他们在义务教育阶段之后的升学和去向问题。随着中国高中阶段教育的普及化，越来越多的农村子弟和流动儿童进入职业学校就读，职校生成为青年文化研究不得不关注的另一个重要群体(Koo，2015)。教育部数据显示，2020年中国中职学校的招生数达644.7万人，占高中阶段招生数的42.4%；高职学校的招生数达524.3万人，占高等教育阶段招生数的54.2%。不难看出，职业学校已经成为中国教育系统的中流砥柱，而农村子弟在职校生中的占比更是高达70%。 因此，本文的研究问题是：以底层子弟为主体的职业院校正在孕育着怎样的青年文化？广大的职校生如何在受教育过程中积极构建身份认同和寻求个人价值？基于在中国东西部两所职业院校的田野调查，本文将展现职校生的课堂表现，以及他们如何在课堂之外的社团生活和打工兼职等多种场景中构建身份认同和彰显个人价值。 二、文献述评 （一）多场景的、积极的本土化视角：青年亚文化研究在中国 文化生产理论是对兴起于20世纪60年代的社会再生产理论的批评和补充，主张把人的“主体性”带回到社会再生产理论之中，强调结构和个体之间存在的张力，Willis的“反抗”理论正是这一脉络的典型代表。“反抗”理论试图将文化生产和社会再生产联系起来，并解释两者之间的互动关系(Willis，1990，1977)。Willis认为，恰恰是工人阶级子弟的“反学校文化”而非经济地位促使他们放弃学习和通过教育系统向上流动的机会，最后不得不从事底层工作。换言之，工人阶级子弟对教育系统的“洞察”使得社会再生产成为可能。 基于文化生产理论，国内关于流动儿童教育的研究最早也试图从“反抗”文化入手。不过随着调查的深入，学者们发现，中国底层子弟的“反学校行为”背后的动机以及结构性限制似乎与Willis笔下的工人阶级“家伙们”有较大的区别（熊易寒，2010；周潇，2011）。虽然没有找到滋养“反学校文化”的工人社区和车间文化，但是学者们发现，中国流动儿童在教育获得等方面确实遭遇了诸多制度性排斥并产生各种应激反应，如“混日子”文化。 学者们提出了“自我放弃”和“消极反抗”两种路径来阐释底层子弟在学校里的“混日子”行为。“自我放弃”的解释路径将学生的“不学习”行为视为一种自我放弃（丁百仁、王毅杰，2017；熊易寒，2010），这与Willis笔下的工人阶级子弟有异曲同工之妙，二者在结果上都是放弃教育系统带来的文凭优势和向上流动的机会，只不过前者是基于对于制度性排斥的感知而被迫自我放弃，而后者是基于工人文化认同的主动反抗。熊易寒(2010)发现，在不同类型学校就读的农民工子弟有不同的“反学校”行为模式，在公办学校就读的农民工子弟因为感知到制度性排斥而选择自我放弃，但在农民工子弟学校就读的底层学生则孕育出了群体亚文化。与Willis的工人阶级“家伙们”相似，在农民工子弟学校就读的学生们反抗学校权威，但这种反抗并没有明确和成熟的价值体系，或者说没有阶级意识的支撑（熊易寒，2010）。沿着“制度性自弃”的理论路径，周潇(2011)对北京打工子弟学校的田野研究进一步指出，大城市针对流动儿童的制度性排斥与中国的低成本劳动力再生产模式密不可分。与之类似，不少学者进一步细化和指明了引发流动子弟“自我放弃”的结构性因素（包括制度、组织和教学过程的种种限制）。比如，吴世友(2010)强调家庭环境对学生的个体影响；石长慧(2015)指出农民工子弟学校提供的教育资源十分有限，进一步加剧了学生的自弃行为。石长慧的解释与澳大利亚人类学家Woronov(2016)的“消极反抗”观点有类似之处，直指边缘学生的教育资源问题；只不过Woronov更多批评底层学生获得的教育资源不足，而不直接认为学生的自弃行为是他们混迹底层的根本原因。 “消极反抗”的解释路径源于Woronov于2007—2008年在南京两所中职学校的田野调查。Woronov(2016)认为，中职学生的“混日子”行为是对学校无法提供有价值的技能培训以及学校宽松管理方式的不满。因此，学生的“混日子”行为可以理解为一种“不合作”行动，通过消极的课堂表现来表达自身对学校管理和课程学习无意义的反抗(Ling，2015)。这种将“混日子”行为视为青年在特定情境下做出的理性选择的文化也同样在其他经验研究中得到了印证。秘舒和苏春艳(2016)关于沈阳城市底层青年的研究认为，在产业衰落和学历贬值的社会背景下，沈阳城市青年在洞察社会结构变迁之后，选择进入底层服务业，这种看似“混日子”的行为实际上是一种符合自身处境的理性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