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A81 文献标识码：A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一般被当作经济哲学或人类学的研究文本，经济批判、人学批判或美学批判等角度的研究已非常充分。但《手稿》同时可呈现为政治哲学本文，并在马克思早期政治哲学思想形成和发展中占据重要理论地位。从政治哲学的线索理解《手稿》，不但能更加完整地呈现《手稿》自身的理论内涵，也有助于厘清马克思政治哲学思想的发展脉络。 一、马克思对政治现代性先验前提的哲学批判 柏拉图在《理想国》中将城邦形成解释为基于分工的物质需要：“之所以要建立一个城邦，是因为我们每一个人不能单靠自己达到自足”，[1](P58)并且认为这种外在必需性是结成城邦的唯一的理由，作为共同体的城邦仅是一种纯粹的工具性存在。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虽然延续了城邦基于分工需要的成因说，但他进一步强调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不仅人的自足性和自由依赖于参与城邦公共生活，而且即便没有物质上相互依赖的必需，人在天性上也趋向城邦生活：“人类生来就有合群的性情。”[2](P9)亚里士多德将共同体从工具性存在上升为对人的本质性规定：“凡隔离而自外于城邦的人……他如果不是一只野兽，那就是一位神祗。”[2](P9)这使得共同体对于个人具有本体论意义上的优先性：个人只能在共同体中呈现其价值及合法性，而没有所谓“私人”的政治存在。 以契约论为基础的英国近代政治哲学颠覆了古典共和主义的共同体本位，个人权利被作为政治哲学叙事的出发点和价值归宿得到确认：“现代的市民社会是实现了的个人主义原则，个人的存在是最终的目的”，[3](P101)在政治共同体之外的“私人”获得了合法性并由此拉开了政治现代性的序幕。在英国自由主义的政治哲学叙事中“原子个人”才是真实的权利主体，“政治共同体/国家”作为个人让渡部分权利后达成的契约，仅是保障个体权利的工具性存在。因此人类社会划分出两个部分：作为基础的遵循个体自由原则的“私人领域/市民社会”和次生的遵循有限普遍性原则的“公共领域/政治国家”，后一部分的价值及合法性在于保障前者的现实可能性。个体不受共同体亦即其他个体干涉的权利是“原子个人”可能性的起点，这意味着个体与个体、个体与共同体之间的“分离”是政治现代性的先验前提。 德国古典哲学的完成者黑格尔对自英国兴起的政治现代性进行了反思性批判，他否定了近代政治哲学基于“原子个人”的契约论叙事，并认为基于特殊性原则的“市民社会”不是真实的伦理实体，政治共同体的工具化降格导致普遍性的缺失。黑格尔试图通过强调“国家”的实体性来恢复政治共同体的主体地位，依托“政治国家”对“市民社会”的统摄来克服其“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的内在分裂，从而使普遍性原则重返现代政治。不过黑格尔并不试图重建吞噬个体自由的古典政治共同体，他依然珍视政治现代性所带来的个人自由，他对绝对的共同体主义持批判态度：“有人认为如果普遍性把特殊性的力量都吸收了过来，诚如柏拉图在他的《理想国》中所阐述的那样，看来普遍性的景况会好些。但这也只是一种幻想，因为普遍性和特殊性两者只是相互倚赖、各为他方而存在的，并且又是相互转化的。我在促进我的目的的同时，也促进了普遍物，而普遍物反过来又促进了我的目的。”[4](P189)黑格尔力图在作为实体的政治国家中保留个人自由的维度，其处置原则是以特殊性与普遍性的辩证法来实现个人与共同体关系的和解，及在“市民社会”中保留基于特殊性原则或曰个体原则的自发协作，而以“政治国家”的伦理实体去实现对普遍性问题的反思性把握。但黑格尔以“政治国家”驾驭“市民社会”的处置方法是以承认现代性政治所预设的“私人领域/市民社会”与“公共领域/政治国家”分离为政治哲学前提的，在他的政治哲学叙事中特殊性与普遍性、个人与共同体依然分治于各自独立的领域仅以一种外部性的方式发生关系。所以黑格尔对政治现代性的批判还只是一种内涵式的批判，没有触及其先验前提本身。 青年马克思的政治哲学思考延续了重置个体与共同体关系的主题，并继承了黑格尔对政治现代性批判的基本立场：对“原子个人”的批判和对共同体复归的强调以及坚持在保留特殊性的前提下强调普遍性实现的辩证法原则。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马克思指出古典国家中“私人是奴隶”，“市民社会是政治国家的奴隶”，[3](P91)“私人”的诞生是现代国家产生的标志，现代国家的弊病也恰恰在于“私人”诞生所带来的“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分离，以及因此使人产生“私人”与“公民”的分裂，这导致人与“类生活”及共同体生活的隔离以及普遍性生活的缺失。“私人”的领域“市民社会”是反共同体性质的，其原则是分离和差异；而普遍性被迫抽象到孤立的“政治国家”中并为其垄断，垄断了普遍性的“政治国家”只是虚假的共同体，公民被排斥在其实际运行之外，最终不过是一小部分官僚阶层以自己的特殊冒充国家普遍的幻象而已，因此人才在现代国家制度中彻底丧失了其“类生活”及共同体生活。马克思和黑格尔一样将普遍性的缺失/“类生活”的剥夺视为现代国家的最大弊端，将对共同体生活的复归看作对政治现代性批判的完成。但马克思对政治现代性的批判比黑格尔更彻底，其与黑格尔的本质区别在于他不接受政治现代性的前提及“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分离。马克思不像黑格尔那样试图让“政治国家”从外部克服“市民社会”的内在分裂，他要破除“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二分法本身，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马克思指出：“黑格尔深刻的地方在于他看到了这种分离，但他没有克服这种分离。”这意味着马克思的政治现代性批判已从对其内涵的政治批判上升为对其前提性原则的哲学批判。 但在1843年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的最后，马克思将民主制的“作为人民整体的国家”作为扬弃“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分离的合题来描述其理想的共同体生活。他将民主制下的普遍政治参与看作对只关心孤立的个人的“市民社会”和垄断普遍性的“政治国家”的双重克服。但“作为人民整体的国家”没有彻底摆脱“政治国家”范畴，依然有可能被还原为某种对“政治国家”的内容性改造，因此并没有彻底地超出政治现代性的先验前提。马克思彻底超出政治现代性的前提在于他最终将以“社会”或曰“人类社会”替代黑格尔的“政治国家”作为解决方案，“社会”作为“一切人自由全面发展”的良善共同体内在地消解了市民社会“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的差异原则，并取消了凌驾于社会之上的“政治国家”垄断普遍事物的权力，使普遍性原则回归“社会”本身，并以此弥合“私人”与“公民”的身份分裂。由此马克思比黑格尔更彻底地超出了政治现代性的叙事框架，展开其独特的政治哲学概念和批判叙事，而这个重要的转变发生在《手稿》之中。《手稿》虽然依旧以“类生活”的概念延续了处置个体与共同体(特殊与普遍)关系的政治哲学主题，但其关于“类生活”的定义、政治哲学的叙事逻辑、理想共同体的指称等都发生了重要改变，是马克思独有的政治哲学叙事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因此对《手稿》的政治哲学考察对于理解马克思的政治哲学有着特别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