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22)11-0013-08 构建“中国话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仅是百余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想追求，更是在全球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找回失落的哲学自我、重塑文化自信的精神表达”。①其中方法论自觉是这一构建的关键前提。回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历程，在“世界走向中国”的旧全球化时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囿于苏联哲学教科书体系与话语形态，始终处于一种“学徒状态”，无法获得重新书写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作者中心地位”。因此，在方法论选择上，他们多是以“辩证唯物主义”为标尺，选择性地继承中国传统哲学思想中与马克思主义哲学有着同质化的个别概念或话语，并将其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形态的话语表达。这种做法在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的同时，却也折损了中国传统哲学的主体地位和话语体系的完整性。鉴于此，任平教授与笔者先后发文②探讨了由选择性继承向整体性继承转变的必然性。值得注意的是，整体继承中国传统哲学思想并不意味着全盘复古或奉行文化的原教旨主义，而是要促使“中国话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吸收或涵化中国传统哲学内在精神的同时，能够准确把握、表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深刻内容，解答人类社会存在的普遍问题。因此，“中国话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出场形态依然需要经过时代检验，经由马克思主义批判反思推动的“创新性发展”来规定其本质向度。正是在此意义上，构建“中国话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批判性创新原则应当在苏联哲学教科书体系统摄下的中国化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两个维度递次展开。于此项宏伟精深的学术性工作而言，就目力所及，冯契先生既是开辟者，也是集大成者。他提出的“转识成智”的方法不仅成功地突破了苏联哲学教科书体系桎梏下中国传统哲学所呈现出的知识论的理论样态，而且从认识论意义上重新厘定了中国传统智慧在“实践唯物主义”理论框架中的位置。在此基础上才有可能进一步探讨由“转识成智”向“交往生成”转变的必然性，从而为新时代“中国话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出场形态培育系统而深厚的方法论根基。 一、“转识成智”：实践唯物主义视域下的批判性创新原则 20世纪50年代以来，由于苏联哲学教科书体系和话语形态的桎梏，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在构建中国化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时，往往把关注的焦点集中在知识论领域，即以“辩证唯物主义”为标准选择性地继承中国传统哲学思想中与之有着同质化的个别概念或话语，忽视或回避了对中国传统哲学中有关天道、人性、理想人格等哲学范畴的省察，从而导致他们所建构的理论体系缺乏一定的民族特色，难以呈现出中国传统哲学的本然样态。为了最大限度地将中国传统智慧妥善安置于马克思主义理论框架中并借以彰显中国传统哲学之民族特色，冯契先生反对把认识论仅局限在知识领域的做法，认为应该在此基础上更进一步，凭借“转识成智”的手段扩充认识论的研究视野。在深入考察中国哲学史之后，冯先生指出中国传统哲学家们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主要探讨了认识论中“逻辑思维能否把握具体真理？理想人格或自由人格如何培养？”③两大关涉智慧学说的问题，并在对这两个问题的探索中彰显出中国传统哲学所独有的民族性特点。故而，冯契先生判断，智慧学说——关于“性”和“天道”的认识，是中国传统哲学中最富民族特色的思想，涉及人生观、价值观等多个方面。 既如此，构建“中国话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必然要突破苏联哲学教科书体系的桎梏，把认识论引向更为广阔的领域，以便对“性”与“天道”的具体指向及二者间的关系作出新的回应。当然，这种回应难以从马克思主义著作中找到直接的回答。于是，冯契先生在构建中国化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智慧说”体系④的过程中给自己设定了一个目标，即沿着“实践唯物主义辩证法”的路径，解决知识与智慧的关系问题，并在此基础上“阐明由无知到知、由知识到智慧的辩证运动”。⑤这里不难看出，虽然关于“性”“天道”以及二者之间关系问题的讨论属于本体论范畴，但冯先生既没有尝试构建一个本体论体系，亦没有否定该问题所具有的认识论意义和民族性特色，而是试图沿着“实践唯物主义”的路径，给予本体论领域中的“性”与“天道”以认识论依据。为此，冯先生在考察中国古代哲学史时，把批判的矛头对准苏联哲学教科书体系统摄下的“辩证唯物主义”的研究范式，主张将“实践唯物主义”运用于中国哲学史的研究，更加关注中国传统哲学各家各派思想中所包含的认识环节(特指关于“性”和“天道”的认识)，力求按中国哲学史的本来面貌，呈现出“实践唯物主义”在中国传统哲学发展进程中的不同样态。 那么，究竟应当如何运用“实践唯物主义”(冯契先生称之为“实践唯物主义辩证法”)于中国哲学史的研究？在《中国古代哲学的逻辑发展》一书中，冯先生提出，应从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入手考察中国传统哲学发展演变的逻辑进程。因为，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不仅是哲学的基本问题，具有普遍性，而且该问题在中国传统哲学中恰好呈现为“性”与“天道”的关系问题。只不过，这一问题在中国哲学史的不同阶段有着不同的表现和争论形态。譬如，“中国先秦哲学主要通过天人、名实之辩展开，这两个论争到了荀子就得到了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比较正确的解决；先秦以后……主要围绕着理气、道器之辩和心物、知行之辩而展开，到明清之际的王夫之、黄宗羲那儿得到比较正确的解决”。⑥显而易见，冯契先生在考察中国传统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之间的关系时，并没有延续苏联哲学教科书体系的研究范式，把“辩证唯物主义”视作普遍性真理，以此裁剪中国传统哲学各家各派的思想。在他看来，这种研究范式仅能呈现出中国传统哲学所具有的朴素唯物主义或辩证智慧的理论样态，而不能彰显出中国传统哲学中最富民族特色的思想。所以，他改变了以往的研究范式，尝试以问题的形式展开，对中国传统哲学各家各派的思想均给予关注，并力求全面呈现出各家各派对这一问题的不同阐释。有必要强调，由于冯契先生沿用“实践唯物主义”的研究路径，所以他在肯认“性”与“天道”隶属于本体论范畴的前提下，并未将二者置于占据中国传统哲学主流地位的“形而上学”领域，走上把“天道”看成形而上学之本体、把“人性”视作“天道”的直接产物的形上阐释的路径，而是接着荀子、王夫之等人的研究路向，在天人交互作用中阐释“性”“天道”以及二者之间的关系，消解了“天”或“天道”所具有的本源性意义，将其视为“实践唯物主义”认识逻辑链条的一环，最终凭借“转识成智”的方法，形成对“性”与“天道”的整体性认识，从而实现二者在“实践唯物主义”视域下的有机统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