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创新供应链金融服务模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推动供应链金融服务创新发展”。近年来，国务院、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等先后出台一系列供应链金融相关政策，推动供应链金融发展。根据中国人民银行等八部委在《关于规范发展供应链金融支持供应链产业链稳定循环和优化升级的意见》中的定义，供应链金融是指“通过整合物流、资金流、信息流，以快速响应产业链上企业的结算、融资、财务管理等综合需求”。供应链金融帮助企业尤其是中小微企业解决“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已达成共识，创新供应链金融模式势在必行。2022年《政府工作报告》进一步提出“努力营造良好融资生态，进一步推动解决实体经济特别是中小微企业融资难题。”但是，供应链金融如何顺应产业场景变化营造融资生态，如何创新发展进一步解决实体经济的融资难题？这些都是亟待探索的课题，需要借鉴前沿产业实践，提出前瞻性的发展思路，引导供应链金融良性发展。 本文通过探讨小米集团供应链金融（平台名为“天星数科”）使能电子制造业数字商业生态的跃迁，为以上问题提供一种理论分析框架和解决思路。其中，数字商业生态是商业生态与数字生态深度耦合的系统（Nachira et al.，2007）。数字商业生态概念的出现主要针对商业生态数字化过程中存在的“数据孤岛”和“数字鸿沟”问题，需要构建数字生态实现数字技术与商业生态的深度耦合（焦豪等，2021）。目前，国内外研究主要关注数字化转型、数字创新管理等话题，缺乏对数字商业生态的关注，因而没有对数字商业生态耦合阶段进行清晰的识别和定义，更缺乏从使能生态系统满足融资需求的视角探讨数字商业生态的跃迁机制（Senyo et al.，2019）。本文以小米集团供应链金融为例，发现其使能电子制造业数字商业生态跃迁的路径和作用规律，探讨供应链金融依托产业场景创新发展的机理。 本文可能的边际贡献主要包括：①拓展了生态演进理论的过程分析视角，丰富了数字商业生态跃迁路径和机制研究的文献。现有研究对数字商业生态的形成过程及其面临的挑战和解决方案探索甚少，需要识别数字商业生态的跃迁阶段，了解生态系统各阶段动态的发展需求（Senyo et al.，2019）。生态系统阶段的改变具有跃迁的特点，即非线性、跨越式的演进，在发展到新阶段、形成新形态的同时，产生新的生态需求，并且需要吸收相应的能力为下一阶段的跃迁做准备（陈国青等，2022）。本文识别定义数字商业生态的三个发展阶段，即组织间关系和强相互作用聚焦在生态内的自生态阶段，生态系统边界从自封闭转向开放且结构趋于复杂的拓展生态阶段，并借鉴生态系统学研究中的“元生态系统”（Meta-ecosystems）概念（Raffard et al.，2021；Palmié et al.，2022），定义了生态结构更为复杂且存在更高阶互动关系的元生态阶段。本文发现生态系统不同阶段跃迁的内在机制在于对两种能力的吸收：基于生态场景的供应链金融服务能力和基于供应链金融场景化能级的数字化能力。生态系统通过吸收这两种能力满足不同阶段的融资需求，构筑数字生态的商业价值共创网络，最终使能各生态系统异质性价值主张的实现。基于以上结论，本文拓展了生态理论在商业生态、数字化、供应链金融研究领域中的分析视角，通过揭示数字商业生态的跃迁机制弥补了有关研究的不足。②探索了供应链金融与数字商业生态的动态交互作用。有关供应链金融的研究通常基于静态化的视角，并且聚焦特定的产品，如保理融资、存货融资、信用多级拆分流转等具体供应链金融产品的采用模式及其绩效，鲜有从动态演化的视角对供应链金融与商业生态、数字生态的交互作用进行探讨（宋华，2017）。然而，不同的供应链金融具有相适应的产业生态场景，所产生的生态效能也有所不同。例如，市场型供应链金融能够满足存量交易产生的融资需求，提高自生态资金的价值创造能力（宋华等，2018），但不足以应对开放生态系统中多样化的融资需求，因而需要搭建交易撮合平台，设计新的供应链金融产品以满足拓展生态的关系型融资需求（Song et al.，2022）。关系型供应链金融能够满足增量交易关系的多样化融资需求，提高资金价值创造能力的灵活性和前摄性，但尚不能覆盖异质化生态主体的融资需求，以及同一主体不同阶段异质化的供应链金融价值主张，并有效地防范因为生态跨界所导致的风险（Bals，2019）。以元架构设计的联盟型供应链金融可以稳定地使能他生态的金融价值主张（Jacobides et al.，2018），但这种复杂的组合型金融服务本身也需要多样化、开放有序、协同共生与错位发展的产业生态体系作为场景支撑，否则很有可能增加产业运行成本，造成“堵链”“抢链”的情况出现（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课题组，2021）。因此，如何从动态交互的视角探索供应链金融与产业生态之间的相互作用、匹配机制尤为重要（Jia et al.，2020），本文对交互过程的研究探讨，弥补了有关动态和匹配视角研究的不足。③识别并定义了供应链金融服务能力的关键发展能级，即全面反映各参与主体行为状态的可信行为链能级，全面反映参与主体间交易状态的可信交易链能级，以及全面反映各类资产存在状态和价值变化的可信资产链能级。通过实现以上三个关键能级，供应链金融服务能力得到了逐级跃迁，供应链金融不再仅仅是商业生态的产物（Blackman et al.，2013），而是可以成为前摄性、系统性帮助塑造产业生态的存在。本文揭示了数字商业生态在供应链金融的使能下能够具有自生长性和稳定性，成为“制造的制造”——助力电子制造业等产业扩市场需求、增发展后劲的新动能。 二、文献回顾与理论分析 1.数字商业生态 数字商业生态（Digital Business Ecosystem）是Moore（1993）定义的商业生态系统“经济联合体”概念的延伸（Senyo et al.，2019），由商业生态和数字生态两个系统耦合而成（Nachira et al.，2007）。其中，商业生态是指松耦合共同体跨越企业、行业、产业边界生产有价值商品或服务而形成的社会经济系统（Moore，1993）；数字生态是指由具有解释和应用能力的节点群以数字的形式实现业务活动、经济运行、社会功能而形成的数字技术系统（Nachira et al.，2007），包括数字化知识、信任、契约、规则、SaaS平台等数字化要素、框架、平台。商业生态与数字生态的共同点在于，以相同的形态实现相同的目的，即两者均是通过跨边界的方式进行价值共创。因此，在两个生态系统的耦合下，数字商业生态可定义为利用数字技术进行跨边界价值共创的松耦合社会技术系统。 关注数字商业生态原因在于，相比于一般的商业生态，数字赋能的商业环境中，企业能在更短的时间内以更低的成本构建更高质量的能力，从而加强产业生态的稳定性及韧性（Burford and Resmini，2017）。虽然商业生态和数字生态的结合是大势所趋，但二者的耦合存在鸿沟：商业生态强调跨组织、跨产业边界商业活动下的价值共创模式，而数字生态更强调对信息通信技术和数字技术的组合和应用（Senyo et al.，2019），其被认为是产生“数字”的底层技术、架构和形成机制。数据、数字之间不存在异质性，但跨主体的数字传播和应用因技术异构性和组织边界性导致了“数据孤岛”和“数字鸿沟”问题的出现（焦豪等，2021）。“数字化能力”可被认为是数字生态发展实现的功能，是潜在连接数字生态与商业生态的纽带。目前鲜见对数字生态的关注，对数字生态与商业生态耦合机制的研究更是少见，但相关研究具有重要价值。 目前有关数字商业生态的研究中，国内的文献大多数关注数字化对企业绩效和生态价值的作用，而缺乏对数字商业生态跃迁路径的探讨（王福涛等，2022）。国外有关数字商业生态的文献主要侧重于数字商业生态概念、表征、技术和商业层面的研究（Senyo et al.，2019）。早期对数字商业生态的研究主要关注技术架构、技术模型及其方法论（Kurniawan et al.，2021），缺乏对商业生态的探讨，及数字生态的发展规律。后续学者开始关注商业领域中数字商业生态的状态，但依旧没有揭示数字商业生态的不同形态及其发展需求（Senyo et al.，2019），更没有从使能生态系统满足融资需求的视角探索数字商业生态的跃迁路径。综上，国内外该领域的研究虽然对数字商业生态的多维度进行了探索，但都缺乏对数字商业生态跃迁阶段、不同阶段融资需求以及跃迁内在机制的探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