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一轮科技革命、科技治理全球化的不可逆趋势与欧美发达国家民粹主义、逆全球化政治思潮的兴起形成的二元张力，构成了当前科学论最具挑战性的议题。不过，除却一些思辨式的科技政策民主进路与负责任创新内涵的辨析外，新兴技术在发展形态上悄然发生的变化，却是学界较少关注的一环。 科技的创新性发展愈发具有实验性。对于那些可能产生变革性影响的新兴技术，原先制度化的容错空间正在被解构，逐渐从实验室延伸至真实世界。实验室场景无法确证新兴技术在应用阶段才可能显现的潜在风险、道德问题与困境。技术复杂性的增殖与对现实秩序的无序嵌入使得不确定性与风险的界定不完全是建构性的，这些争议将伴随研发、应用、治理的全过程。显然，科技理性的作用在当代社会认知结构中需要重新定位与证明。 应对科技的实验性风险需要兼顾前瞻性与回顾性的双重视角。新型科技治理体系的塑造愈发需要直面不确定性，这就要求透明、动态的探索路径。无论是科技研发客观条件的改变——像试验地球工程技术的最佳场景就是现实的生态系统；抑或是制定社会秩序规则的迭代——科学容错的制度理性嵌入社会带来的不可预测性、不可逆性削弱了先验理性的立法效力，社会中技术的实验性作为一种现实存在亟须反思性的审视与治理框架，在其中呈现了一种融合实验室“内—外”情境、具有共生产特性的社会实验形态：一方面，应用阶段的技术在治理上需要实验的学习，以跟踪、反馈潜在影响和完善知识品质；另一方面，新技术治理规则的形塑直接影响社会治理体系与现实秩序的重构。综合而言，直接驱动全域性的创新可能引致巨大的治理困境，而“先行先试”的科技发展路径更符合可持续发展的价值诉求。这类实践在全球也已展开，比如，我国的技术试点工程“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创新发展试验区”，这是对未来智能社会的探索；欧盟“地平线2020计划”部署的“城市生活实验室(Urban Living Lab)”是对城市级技术治理系统的探索。 社会实验的目标是负责任地引入新兴技术，并在这个过程中参与了新社会秩序的建构。技术创新在赋能社会治理的同时，反过来受到了新规范、新制度的约束，意味着实验性地治理不确定的可持续发展困境，需要维持一种发展与治理交互建构的反身性动力机制，还要求倡导反思性发展的科技治理理念：一是对启蒙以来现代性秩序的规则条件保持反思，二是尝试展开面向这种反思的实践。在这种背景下，首要的就是对结合了知识生产与治理效用的新型社会实验展开诠释。 1 实验场景的多元化：突破传统实验室的高墙 长期以来，人类社会对待实验的态度是模棱两可的。在自然科学领域，实验及其发生场所实验室被认为是科学的必要程序。倘若没有实验的确证，科学知识的可信性以及科学家个人的贡献是无法被承认的。在公共领域，一旦自主个体意识到处于被(科学)实验的状态，容易产生邻避困境、专家信任危机等“塔西佗效应”；但对于“实验主义治理”这样一种公共性的试错策略，却鲜有抵触，也反映了实验重返广场可能发生的观念变化。 传统观念中，实验隶属于精确科学的制作活动，在封闭场景内由科学家作为行动主体通过控制变量、操作仪器来进行。用科学哲学家库恩的话说，既定的观念在共享范式中会得到科学共同体的默会遵循，实验的语义就被约定为可控制、可预测、可重复。自然科学意义上的实验标准也具有本质主义地位，比如与人文社科实验就确证度的比较有了“真实验”和“准实验”的区分；并且，主客体二分的实验认知立场涉及伦理法规对生命客体的保护。这样一套完备的之于科学实验的认知规范与社会规范，成为了界定公共语境中实验传统的基本范式。 常规的精确实验(包括人文社科领域)主要是遵循演绎逻辑。在科学哲学元论中，实验是对“理论优位”模型的辅助，收集经验信息以评估命题集与客观世界图景的相似性，以期证实或修改模型。代表性的见解出现在1938年Reichenbach对科学语境的严格划分[1]，这是承袭了近代认识论对科学的事实性证据作逻辑分析的传统。实验在辩护语境中是没有生命的，成为了20世纪实验哲学的“公认观点”，像遵循演绎链的知识物模型是一种表征主义的表达，即是对主体经验的客观化寻求普遍性、规则性的解释。 20世纪80年代，实验才成为科学哲学家关注的焦点，不仅是论证范式的内部更迭——“实践优位”的哲学转向重构了“认知导向实验”的阐释框架，也源于彼时的科学论者介入微观领域对知识生产“黑箱”的深描。尽管，复归培根实验科学理想的新实验主义，以及贯彻对称性、建构论方案的SSK实验室研究，把视角局限在实验室内的实验活动，但是实验的物质性、生成性、历时性以及情境条件作为对象的讨论已见端倪。比如，Hacking在Pickering编著的《作为实践和文化的科学》文集中批判了以往讨论实验的不足，指出要把实验室实验的认识论关注带回到“生活形式”的情境，得以延展出更具基础性的框架来对作为自主系统的实验做出辩护[2]；Steinle针对实验认知情境的结构关系，结合哲学、社会科学和科学史考证了一种“探索性实验”[3]，将理论驱动的实验也归类为其中一种特定情境所选择的路径，以论证实验的生活形式是在认知性与情境性交汇处，在这里离不开社会的、地域的、文化的甚至是偶然性因素的作用。不过，自然科学意义上的实验传统有着严格限制，显然实验的多样性阐发需要介入真实社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