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申例外主义:里根对美国国家身份的塑造及其影响

作 者:

作者简介:
王立新,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北京 100871)

原文出处:
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内容提要:

认为美国“独特”“优越”并可以“豁免”于大国兴衰法则的美国例外主义思想,自美国建国时代起就一直是美国人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的主要来源,以及理解美国国家身份与世界角色的基本概念框架。但是到20世纪70年代末期,在越战失败、水门丑闻和滞胀危机等事态的多重打击下,美国社会开始弥漫浓重的悲观主义和失败主义情绪,出现了严重的“信心危机”。民众对美国制度的自豪感、对联邦政府的信任以及对未来的信心都降至战后最低点,美国例外主义信念也走向式微。里根上台后,将重塑美国人的信心作为其治国的首要目标和应对苏联挑战的重要战略。他利用总统职位提供的“巨大讲坛”,以超凡的沟通和说服能力,通过重新阐释美国例外主义,带领美国人走出迷茫、悲观和失败主义,恢复了美国民众对美国政府的信任和对美国制度的信心,重振了美国人的士气,并使例外主义在冷战后重新成为民众普遍的信仰和重要的外交政策话语。


期刊代号:K5
分类名称:世界史
复印期号:2023 年 0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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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世纪70年代后期,越战失败、水门事件、社会抗议和经济滞胀的叠加效应,使美国的“共和实验”继30年代大萧条之后再次陷入深刻的危机之中,美国的威望和影响力降至战后以来的最低点。与美国的衰落和虚弱相对照,苏联的国力却取得空前的增长,在国际舞台上高歌猛进,并于1979年占领了阿富汗。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美国社会弥漫着浓重的悲观情绪,对政府的信任和对未来的信心都大幅度下降,出现了卡特总统所说的严重的“信心危机”。①伊朗人质危机的爆发和卡特政府解救人质行动的失败,成为美国虚弱和衰落的证明,美国似乎已经病入膏肓,气息奄奄,即将“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②但是,十年后,历史潮流却发生了出乎意料的惊人逆转,美国不仅没有衰败,还取得了冷战的胜利,并成为冷战后唯一的超级大国。弥漫在美国社会的悲观情绪也一扫而空,对美国制度和价值观的信心得以恢复,一些人甚至预言美国代表的西方民主制度是最好和最终的政府形式,人类对治理模式的探索即将走向“终结”。③那么,这一出人意料的巨大变化是如何发生的?学者们见仁见智,从多个不同方面进行了总结,但都不否认里根个人的作用: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让美国经济走出了滞胀危机,恢复了美国的国力;强硬的对苏政策阻止了苏联的扩张,重建了美国的军事优势。实际上,美国人信心的恢复还与里根的话语与修辞策略有关。里根利用总统职位提供的“巨大讲坛”,通过大量的公开演讲和谈话,以极具感染力和说服力的修辞和话语向美国民众阐释美国的国家特性、国际角色和历史使命,成功地让民众重新相信美国的“独特”“伟大”和“优越”,从而恢复了美国人对其制度和价值观的自豪感以及对未来的信心。

       本文试图通过解读里根的公开演讲,考察里根如何通过重新阐释美国例外主义、塑造美国人的国家身份观念,带领美国人走出迷茫、悲观和信心危机,重振美国人的士气,从而为赢得冷战的胜利打下基础。④

       一、例外主义与二战后美国国家身份的构建

       作为美国民众普遍信奉且历史悠久的观念,美国例外主义(American exceptionalism)自美国建国伊始就一直深刻塑造美国人对美国国家特性与世界角色的理解,是美国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核心主题和美国人民族自豪感的主要来源。历史上美国领导人经常通过大谈美国所谓的“独特”“伟大”和“优越”来激发爱国主义情感,特别是总统更倾向于利用美国例外主义信念构建美国国家身份,以团结民众、凝聚共识和推销内外政策。

       例外主义思想萌芽于殖民地时代,在革命和制宪时期得以初步形成,其内容经过历代政治家和知识精英的阐述,不断得到充实和丰富。大体说来,美国例外主义包含三个基本信念:

       一是认为美国是与众不同的、独一无二的国家。美国是在与旧大陆迥然不同的地理和自然条件下成长起来的,美利坚共同体是由来自世界不同地区的人民所组成的最为复杂和多样的崭新民族。更重要的是,美国人认为这个新国家完全建立在启蒙理想之上,自由、平等、法治、个人主义、分权制衡、自由企业制度等理念是美国的立国原则,构成所谓的“美国信条”(American creed),把美国与其他工业化国家区别开来,并成为美国独特性的最主要来源。美国人最引以为傲的也正是美国独特的政治文化和意识形态,从早期的美国国父们到当代的美国总统都强调美国政治文化的独特性,声称对自由的热爱构成美国区别于其他国家的鲜明标志。这一思想可以概括为“美国独特论”(American uniqueness)。

       二是相信美国的道德、价值观和制度“优越”于其他国家,应该成为其他国家学习的榜样,美国也有义务将美国的价值观和制度向世界传播。这一思想可以概括为“美国优越论”(American superiority)。美国优越的思想最初是以宗教语言表达出来的,早期赴美的清教徒自认为是被上帝选中承担特殊使命的“天选之民”(chosen people),新英格兰是“新迦南”(New Canaan)和“应许之地”(Promised Land),而美国是“新以色列”(New Israel)。1787年宪法建立了以保护白种人自由为目标的共和体制,美国开始在一个广袤的土地上进行前所未有的“共和实验”,并在19世纪初期开启了民主化进程,这成为美国优越感的世俗来源。19世纪美国的政治领袖和知识精英坚信并不断讴歌美国所谓的“神圣”“伟大”和“优越”,林肯称美国是“地球上最后最好的希望”(the last best hope of earth),⑤就是对这种优越感最凝练的表达。作为这种优越感的体现,美国人相信,这个新生的共和国可以扮演“自由典范”和“共和灯塔”的角色,通过示范和榜样的力量来激发世人的追随和效仿,传播美国的制度和价值观。进入20世纪之后,随着美国实力的壮大,这种优越感催生了要按照美国的形象来改造和重塑世界的弥赛亚情结。特别是二战结束后,美国人相信美国不能满足于仅仅充当榜样,还应该主动输出“民主”,以行动领导世界,充当所谓“救世主国家”(redeemer nation)。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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