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帝王》正面表达其政治哲学的文本如下：“无为名尸，无为谋府，无为事任，无为知主。体尽无穷，而游无朕。尽其所受乎天而无见得，亦虚而已。至人之用心若镜，不将不迎，应而不藏，故能胜物而不伤。”显然，四个“无为”，是王者“体尽无穷，而游无朕”的条件：当王者从“名”“谋”“事”“知”的主位撤退，让天下人成为四者的主体时，天下人的积极性、创造性、责任感等才可能被激发出来，天下才能以某种形式被还给天下人。这并非取消王者治天下的权与责，而是完成统治的方式，也是让作为政治生活空间的“天下”达到饱满的方式。郭象的解释可谓一语中的：“因天下之自为，故驰万物而无穷也。任物，故无迹。”[1](280)如果没有天下人在其性命之情与生活世界中的自为，那么统治者的“体尽无穷”就是不可能的；如果不是被统治者被重新引入政治戏剧舞台的主角，王者作为导演退居幕后以引导众生演出，那么，王者之“游无朕”也是不可能的。这里彰显的是一种引导性而非支配性的政治秩序理念，引导性秩序的核心并非对被统治者的支配与掌控，而是引导或调节，即引领被统治者回归本真的性命之情，引导人民守护性命之情在其中展开的生活世界。与此相应，支配性的秩序则以对被统治者的性命之情及生活世界加以消解、改造和虚无化，并以此强化其支配性统治[2](15-24)。引导性秩序关联着“虚”的活动机制，“虚”的根基则在于天道，所谓“尽其所受乎天而无见得”。 一、“体尽无穷，而游无朕”：两种不同解释视角及其会通 在“名”“谋”“事”“知”上，天下人(作为被统治者的众人)“莫不为之主而有为”[3](121)，他们中每一个成员的自为都是有穷的，只能在有限的区域而承受一定的名声，基于自身的经验而在某些区域展现一定的谋略，任于此事也就无法以彼事自任，有所知则有所不知。“一人之身，其能尽万类之知能、得失、生死之数乎？而既全有于己，则遗一物而不可。能此者不能彼，能清者不能浊，能广者不能狭。”[4](215)有限性往往关联着有为的机制，有为的机制只能在某些场域、某些层面、某些视角等达成，其局限背后展现的是作为生命体的人的有限性。正是这种有限性使得“体尽无穷”在任何具体的有为性活动中都不可能。陈景元指出：“为名尸则形必瘁，为谋府则神必殆，为事任则才必竭，为知主则识必昏，体未尽则有穷，有迹则不足游矣。”[5](262)众人之自主其知、自为谋府、自任其事、自主其知，皆属有为的机制，故而其“名”“谋”“事”“知”皆有穷有尽：“人有为则有穷，无为则何穷之有？”[6](119)对常人而言，没有必要也不可能在“名”“谋”“事”“知”四个方面做到无穷，可能的方式是安于其有限性，素位而行且不愿乎外；但对王者而言，只要仍然驻留于具体事务与个人一己智谋中，那他就不足以领导天下。真正的王者并不将名、谋、事、知集于他自身，而是把它们还给天下人，由此才能使其自身处在无为的引导性机制中；这样，他就可以避免有限性的限制，“体无穷”而“游无朕”。 对于“体尽无穷”，有两种理解视角：一是形而上的体道经验，凸显的是统治者对形而上的道体或本体的证会，道体具有无限性与不测性，这是体道者超越“名”“谋”“事”“知”的有限性的根据。上述形而上的解释视角，不能不说有其合理性，《庄子》哲学中并非没有论及道体以及人们的体道经验。但若具体到《应帝王》的脉络，上述解释的合理性将会关联如下问题：四个“无为”与“体尽无穷而游无朕”两者之间到底有什么关系呢？已有的研究，似乎尚未提出这一问题。如果这一问题不能得到解答，则“体尽无穷而游无朕”的形而上学的解释也就无法获得语境的支持。另一种解释视角突出的是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关系，以及二者具有不同的行为品质。最典型的莫过于前引郭象的解释，这一解释更能延展到上下文的语境中。“无为名尸，无为谋府，无为事任，无为知主”，是与物打交道的“无为”方式在以下四个层面的展开：“因物则物各自当其名也”“使物各自谋也”“付物使各自任”“无心，则物各自主其知也。”[1](279-280)而“体尽无穷而游于无朕”则可以视为对上述四种“无为”的总结，这一总结同时带出了无为的“功效”：“体尽无穷”意味着以“因天下之自为”的方式达到“驰万物而无穷”这一最大化功效；“游无朕”意味着以“任物”的方式而使得王者之行动隐于“无迹”。“体尽无穷”意味着将四种“无为”推到至极，对天下之人、天下之物、天下之事以其自然的运作予以最大化的包容承受，马其昶以所谓“尽受”来讲“体尽无穷”[7](59)。陶崇道强调：“高明，广大，精微，无不极，无不致，而后谓之尽。”[8](1081)天下作为天下之物、天下之人、天下之事的集合，本来就是无穷的，但王者却以无为的方式予以最大化容受。 以上两种理解，可以在如下意义上得以协调：形而上之道并非在物之外，而是不离物而存在，以道为根据的活动必然下落到具体的事物之中，形而上的“无穷”“无朕”必须具体化为“有限中的无限”；或者说，如果无限(“无穷”“无朕”)要进入“天下”的现实空间，就必须要在有限中实现自身。在政治意义上，王者之体道，必须以超乎具体而有限的事务的方式而对之加以调节或引导，必然以不知之知、不谋之谋的方式而对天下之知、天下之谋加以导引——唯其如此，他才能在各种力量复合而构成的天下中体证道体。具体而言，“体尽无穷”就是四个“无为”的极致，王者之治天下，不能不“乘物以游心”(《人间世》)，一切物都不再是游心之限制，而是游心之所乘。只有最大化地因顺天下之自为，才能“驰万物而无穷”。所谓的“驰万物”，就是驱使万物，这是王者的“或使”的维度；但王者“因天下之自为”，这是“莫为”的维度。“或使”与“莫为”在王者那里的统一，与天道对万物既包含“咸其自取”的“莫为”维度，又包含“怒者其谁”“若有真宰，而特不得其朕”的“或使”维度相一致。两个维度一旦结合，就会形成“或使”性的“莫为”，或者“莫为”性的“或使”，其核心就是生而不有、为而弗恃、长而弗宰，而这正是引导性秩序的本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