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82 伴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广大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求更加强烈。然而，利益主体多元化、利益趋向多极化、利益差别显性化已成为当代中国社会的突出特征，人民群众内部以权力、资本、劳动为代表的三大社会阶层在利益博弈过程中出现的不平衡不充分，已逐步演变为制约中国各项事业发展的重大障碍。特别是权力阶层中的腐败分子与资本阶层中的贪婪分子，在特定时段、区域、行业形成的利益结盟和赢者通吃，对劳动阶层利益构成深度侵蚀，从而引发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要充分保障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有效避免权力资本化和资本权力化趋势的蔓延，就需要深入探究权力与资本的内在本性及其彼此互动的运作机理，为此笔者曾从当代中西政商关系的视角撰写了《权力与资本良性互动的伦理规则》一文。(参见靳凤林，2016年)但在笔者看来，要真正完成这一理论创新任务，还必须进一步深刻汲取中外历史上处理权力与资本关系过程中积累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因为任何国家处理权力与资本关系的基本理念、伦理规则、制度设计、运演轨迹等，都会受到本国特定历史场域中政商力量格局、经济发展状况、传统文化积淀等诸多因素的深刻熏染和陶冶。基于此种考量，本文力图从中西政商关系之历史生成逻辑的根性差异入手，深入探讨中西权力与资本良性互动的伦理规则，以求教于学界同仁。 一、中外学界政治与经济研究分科模式的利弊得失 要深刻透视中西权力与资本关系的伦理视差，就必须对中外学界前期研究成果的利弊得失予以深入辨析。目前中外学界在探讨中西古代权力与资本关系时，由于受到政治学和经济学两大学科界分的影响，在各自学科内部存在着一种极端深刻却又十分片面的研究理路。 一是站在政治哲学的视角，对中西传统政治制度的优劣予以深入解剖，充分肯定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合理有效性。持上述看法的学者众多，如蒋庆、贝淡宁、马丁·雅克(M.Jacques)、王绍光等人。蒋庆在其《政治儒学——当代儒学的转向、特质与发展》中指出，要以中国古代广义的政治制度(如封建制度、明堂制度等)、行政制度(如选举制度、爵禄制度等)、经济制度(如井田制度、赋役制度等)来解释古代儒学经典，在“以制说经”的基础上，重建超越近代西方民主的现代东亚政治文明。(参见蒋庆，第250页)贝淡宁在其《贤能政治：为什么尚贤制比选举民主制更适合中国》中主张，中国古代以科举制为标志的政治官员选拔机制有其合理成分，经过现代性转化，将其发展为当代中国的贤能政治体制，将比西方竞争型选举民主制有着更加广泛的现代合理性。(参见贝淡宁，第67页)应该说，与那种视儒学、儒典、儒制为“专制”“保守”代名词的倾向相比，蒋庆、贝淡宁等人通过对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深入研究，挖掘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的优秀成分，以此来探讨超越西方的当代中国政治制度文明类型，并为其伦理合法性提供历史依据，这对增强中国人的政治制度自信和历史文化自信，无疑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二是站在经济学的立场，对中国古代市场经济制度的地位和作用予以充分肯定。如美国学者贡德·弗兰克(A.G.Frank)在其《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中，从批判“欧洲中心论”出发，强调用整体主义方法对全球经济发展史予以梳理。他认为在1800年以前，中国内陆城市的市场经济状况和东南沿海的对外贸易水平一直处于世界领先位置；直到鸦片战争之后，东方衰落和西方上升的趋势才逐步明朗。(参见弗兰克，第8页)美国加州学派的彭慕兰、王国斌等人也持有同样的看法，如彭慕兰在其《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中主张，18世纪以前，中西方市场经济发展大致处于同一水平，中国东南沿海的对外贸易已经达至世界领先位置。18世纪之后，由于美洲新大陆的开发，西方劳动力、土地等市场资源获得迅猛扩张，中西方市场经济水平的差距日渐拉大，开始出现大分流的情景。(参见彭慕兰，第19页)应该说，上述全球经济史的研究成果极大地改变了人们有关中国古代小农经济十分发达而市场经济、海洋贸易等极端落后的传统看法，这对于批判在西方占主导地位的“欧洲中心论”，重新树立跨越国别、地区的整全性全球经济史观，无疑具有重要的实践关怀价值。 正是由于上述研究成果的学理创新性和现实关照性，使其备受国内外学界的关注和追捧。但究竟应该如何评价这些成果的利弊得失，则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在笔者看来，他们面临的共同问题是，既然中国古代政治体制和经济发展存在如此众多的历史优势，为什么这些优势未能引领中国古代社会走出周期性大动荡的历史循环，从而有效避免中国古代政治结构、经济结构、社会结构在历次大动荡中遭受巨大破坏。尤其是中国古代市场经济一直处于波峰与波谷之间的起伏不定状态，没有出现过几百年乃至上千年的连续积累过程，而到了封建社会中后期，资本主义“萌芽”仍然处于被反复践踏的恶性循环状态，未能长成一棵新型的现代性资本主义参天大树。每个王朝后期的政治动乱带来的一定是整个社会结构的雪崩式垮塌，随之而来的是城乡市场的毁灭性焚掠和废弃，人口锐减，消费萎缩，重新进入新一轮王朝兴衰更替的“历史循环”之中。 由此可见，要对这种历史周期率作出科学合理的解释，就不能沿着前述研究思路，将对古代政治体制的利弊得失分析与对经济运行状况是非好坏的判断分别开来进行研究，因为现实世界的政治与经济从来都是密不可分地交织在一起的，彼此之间既相互冲突又相互作用，共同塑造着中国古代社会的本真面相。因此，我们只有深入中国古代社会结构的内部与腹地，将中国古代政治权力的运行机制与市场经济的演变轨迹有机结合起来，从权力与资本彼此互动和相互纠结的复杂关联中深刻揭橥中国古代处置政商关系的利弊得失，才能彻底透视中国古代政治与经济体制运行的内在奥秘，从而真正把握中国古代社会的根性特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