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理道德一体、伦理优先是现代中国伦理道德发展的基本文化战略，其文化重心是伦理实体和伦理世界的建构；伦理优先必然要求也期待实施“精神战略”，其文化重心是道德主体和道德世界的建构。伦理道德一体、伦理优先战略和“精神战略”这两大文化战略逻辑和历史地关联，互为条件，是现代中国伦理道德发展战略的两大文化支点。在全球化和现代化进程中，“精神战略”的问题意识指向伦理学理论和伦理道德发展实践中一种广为流行的理念和问题，即把伦理道德尤其是道德当作“理性”或所谓“道德理性”“实践理性”，导致“伦理精神”的失语和失落。“精神”是一种中国传统、中国话语，也是伦理道德发展的中国战略。 在近现代以来的中西方文化激荡中，“理性”是中国文化受西方文化洗礼的标志性表征之一，也许已经难以考证它何时流传入中国并婢作夫人地成为中国文化的基本话语，但可以肯定它已经不只是概念而且是价值，并且是文化战略，其文化地位如此牢固，乃至“非理性”完全成为一个负面概念。伦理学和伦理道德是受西方理性主义影响的重灾区，不仅因为它们在高歌猛进中南橘北枳地衍生出诸多怪胎，如精致的理性主义，而且因为它们可能甚至已经部分篡改了中国伦理文化的“精神”基因，于是当西方哲学早已反理性主义之际，它们一方面表现为理论上的麻木，继续迷恋“理性”的异域风情，另一方面在实践上又成为西方人生病、中国人跟着吃药的典型例证。中国伦理学理论和伦理道德发展战略的文化觉悟，必须把恺撒的还给恺撒，把上帝的还给上帝，走出“理性”和理性主义的理论和实践误区，回归和推进伦理道德发展的“精神战略”。 一、理性与精神：两种伦理观与伦理战略 1.伦理、精神与道德 伦理优先期待也必然生成另一个文化战略，这就是“精神战略”。黑格尔曾断言：“在考察伦理时永远只有两种观点可能：或者从实体性出发，或者原子式地进行探讨，即以单个的人为基础而逐渐提高。后一种观点是没有精神的，因为它只能做到集合并列，但是精神不是单一的东西，而是单一物和普遍物的统一。”①在黑格尔看来，“考察伦理”的伦理观和伦理方式永远只有两种可能：“从实体出发”或“原子式地思考”，二者的根本区别就在于“精神”。“永远只有两种观点可能”是伦理观和伦理方式的“黑格尔之咒”。 黑格尔这个断语提出两个哲学问题。其一，伦理的精髓是“从实体出发”，“精神”与“伦理”同在；其二，“原子式地思考”只能局限于“集合并列”，因为它内在包含一个根本缺陷即“没精神”，缺乏通向伦理实体的必要条件，不能将人从个体性的“单一物”提升到伦理性的“普遍物”。这种“原子式地思考”的伦理观和伦理方式的哲学形态是什么？黑格尔没有说，在与“精神”相对应的意义上姑且可以名之为现代性下的所谓“理性”。可以肯定，在黑格尔看来，“精神”或“有精神”是达到伦理的必由之路；反之，“没精神”的原子式地思考不能达到真正的伦理，只能“集合并列”。由此可以演绎的具有实践意义的哲学假设是：“精神”是必然和必由的“伦理”战略。 伦理道德一体、伦理优先的中国传统使“精神战略”不仅是伦理的文化呼唤，而且是伦理建构中的战略支点。正如黑格尔所说，实体就是没有意识到的人的公共本质，当人们意识到自己的公共本质并且把它实现出来时，实体就成为精神②。精神是实现了的人的公共本质，伦理性的实体如家庭与民族就是人的公共本质的现象形态，个体将自己的公共本质实现出来的现实行动就是道德，由此伦理、精神、道德便一体贯通。民族是伦理的实体，伦理是民族的精神，伦理精神的实现过程就是这个民族的道德生活。于是，伦理实体既是现实世界，也是被实现出来的精神世界；既是历史的产物，也是人的精神的作品。伦理与精神相互诠释也相互期待。精神与理性的重要区别是：理性只是意识到自己的公共本质，而精神则将人的公共本质实现出来并呈现于自己面前，这种实现和呈现的过程就是道德生活及其所创造的道德世界。 “精神”是中国话语，也是伦理道德发展的中国战略。在中国伦理精神的历史建构中，“精神”既是伦理道德发展的初始战略，也是最后战略。“精神”的话语形态及其战略自觉经历了从自然对峙到心性超越，再到良心良知的道德主体建构的发展过程。《吕氏春秋·尽数》曰：“圣人察阴阳之宜，辨万物之利，以便生，故精神安乎形，而年寿得长焉。”汉王符《潜夫论·卜列》曰：“夫人之所以为人者，非以此八尺之身也，乃以其有精神也。”这是在与自然对峙的意义上体悟精神，将精神作为人的根本特质。孟子恻隐之心、恭敬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的“四心”为人之异于禽兽者和仁义礼智四德的根源，建构“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夭寿不贰，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③。通过“心—性—天”的不断超越达到雅斯贝斯所说的在精神上将自己提高到与宇宙同一的高度。宋明理学摆脱汉唐以来因“内圣”与“外王”分裂而生成的儒道佛三教割据的危机的文化战略，着力点就是在吸收道家、佛家合理内核的基础上重新建构儒家心性之学而“立人极”，即建立道德主体，并被称为“新儒学”。这种心性之学是精神哲学的中国形态和中国话语。这一文化战略所呈现的文化气派，就是陆九渊所说的“收拾精神，自作主宰，万物皆备于我。”“收拾精神”是文化着力点，其要义是回归“精神”传统；“自作主宰”是道德主体的建立；“万物皆备于我”不仅是身、家、国、天下诸伦理实体皆备于我，而且是尽心知性知天的天人合一的境界皆备于我，这便是所谓“名教之乐”。在陆九渊的体系中，“收拾精神，自作主宰”的总体性话语和理论就是所谓“良心”。在黑格尔那里，良心是扬弃道德世界观中的对立和倒置而建构道德主体，是客观精神发展的最高形态，被称为“创造道德的天才”。“精神战略”在王阳明体系中被推进为另一个话语即所谓“良知”。王阳明将良知与精神互释，认为良知就是精气神。“夫良知一也，以其妙用而言谓之神，以其流行而言谓之气，以其凝聚而言谓之精。”④良知是王阳明体系的最高概念，“致良知”是他所提供的关于伦理道德发展的最高战略，良知即精神，以良知为最高概念在实践上就是以精神为核心战略，“致良知”的哲学本质，即陆九渊的“收拾精神”。然而，无论陆九渊的良心，还是王阳明的良心，其学术根源，都是孟子的良心良知良能说。在孟子那里，良心即恻隐、恭敬、辞让、是非的所谓“四心”；良知即所谓“不虑而知”之知，良能即所谓“不学而能”之能。“精神战略”是中国传统伦理道德一以贯之的文化战略，是伦理实体和道德主体的建构，以及二者之间相互转化的核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