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的提出 随着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如何通过绿色采购、绿色生产、绿色销售以及回收再利用等绿色行为，实现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双重目标，是所有企业要面对的现实问题。作为我国国民经济发展具有基础性、支撑性的物流业，在为经济、社会发展做出巨大贡献的同时，自身也存在着能源、土地等消耗和大规模排放三废等问题。并且，物流业与国民经济其他产业部门之间关联密切，物流业绿色行为将对其他产业绿色行为产生重要影响。那么，物流企业实施绿色行为，是迫于绿色标准的不断提高还是对绿色绩效的渴望？绿色标准、绿色行为与绿色绩效三者间存在怎样的关系？本文聚焦于此，力图从绿色标准、绿色行为与绿色绩效三者关系的角度，探讨如何促使物流企业实施绿色行为，并促进企业绩效的提升，以期有助于实现我国经济绿色高质量发展。 学术界关于物流企业绿色行为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影响因素和绩效评价两方面。影响因素包括政府的环境监管压力[1]、企业自身经济效益追求[2]和提升竞争力的迫切需要[3]；绩效研究包括物流企业实施绿色行为的环境绩效[4]、经济绩效[5-6]和运营绩效的提升。绿色标准既是企业绿色行为的操作指南，也是政府开展绿色行为指导与协调的政策工具[7]。绿色标准强度的改变首先会影响到物流企业绿色行为的变化，进而影响到企业绿色绩效[8]。绿色标准是如何影响到物流企业实施绿色行为，并进而影响到企业绿色绩效的？本文认为有必要对此做进一步的深入探讨。 首先，现有研究通常是假设“标准同质”的，实际上，不同性质的绿色标准对企业绿色行为及绿色绩效影响是有差异性的。我国标准的制定存在政府主导与市场主导两种不同机制。从其形成过程看，政府主导标准（以下简称为“政府标准”）的形成主要来自标准委员会的协调机制；市场主导标准（以下简称为“市场标准”）的形成更多地来自成员企业的协商机制。基于两种不同的制定机制，政府标准与市场标准在约束力、效率和提升企业利润等方面均存在差异性[9]，市场标准因成员企业自愿采纳而具有快速响应市场需要、推广效率更高的特点[10]，因此，有必要分析这种差异。 其次，现有研究一般假设“标准实施与企业标准化行为”具有天然一致性，但事实上绿色标准能否驱动物流企业实施绿色行为，还必须考虑制度质量的调节作用[11]。因此，制度质量是如何调节物流企业的标准化意愿转化为标准化行为的，其内在机理也需深入分析。 最后，已有研究较多关注企业绿色行为的经济绩效和环境绩效的量化分析，对运营绩效关注不多。企业经济绩效主要指企业绿色行为可以获得消费者好的口碑进而提升销售利润，以及废弃物回收利用的成本节约等[5-6，12-13]。环境绩效主要包括了因绿色行为减少环境污染而降低了生产的环境成本[14]、提升了政府信赖度[15]与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能力[16]。运营绩效是指企业灵活性、客户响应速度、服务传递和配送效率的提升。虽然Sroufe等[17]（2008）、Oliveira等[18]（2010）和Munuzuri等[19]（2013）等指出OSHAS18001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ISO10012测量管理体系等标准是物流企业内部管理、监督与评价的工作规范与准则，对企业运营绩效具有显著改善，但仍缺乏量化研究。那么，绿色行为对物流企业的经济绩效、环境绩效和运营绩效三者之和的“净效应”有怎样影响，还缺少令人满意的答案，这将直接影响到企业的科学决策。 鉴于此，本文将政府标准、市场标准与企业环境绩效、经济绩效与运营绩效统一纳入到物流企业绿色行为的研究框架中，尝试通过问卷调查方式探讨物流企业在不同性质标准的压力下，其绿色行为的真正动因及其对绿色绩效的影响程度，力图回答以下问题：政府标准与市场标准对我国物流企业的绿色行为及其绩效的影响到底存在怎样的差异？绿色标准与绿色行为之间的关系在不同制度质量水平下存在怎样的区域性差异？企业绿色行为怎样改善其环境绩效、经济绩效和运营绩效，最终的“净效应”如何？通过对上述问题的研究和探讨，期望探寻物流业绿色高质量发展标准化路径的可行性，希望能为实施与完善我国物流标准化战略提供理论支撑，为物流企业获得绿色绩效提供路径选择。 二、理论基础与假设推演 （一）绿色标准与绿色行为 企业本质上是多方契约关系的总和，企业为了满足各方利益会通过与自身一致的目标进行调整与反应，以及在外部制度环境下寻求其可持续发展的路径[3]。那么，不论是企业响应利益相关者对企业施加的环保压力，还是在可持续发展理论深入人心的背景下，企业经营者将绿色行为作为企业发展战略，进而成为企业获得竞争优势的重要手段[1]。标准是经济活动和社会发展的技术支撑，是国家基础性制度的重要方面，它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发挥着基础性、引领性作用。企业通过绿色标准推进逆向物流等绿色行为，是一项能获得良好的社会形象的绿色行为[20]。当然，企业是否采取绿色行为，除了企业社会声誉的预期收益和政府的环境规制外，还受自身追求经济效益的影响。作为定义服务内容或使无形服务可视化的物流绿色标准，无论是企业内部的绿色化管理，还是对外提供绿色物流服务，都起到积极作用[20-23]。Jesús等[20]（2016）通过探索性案例研究发现，ISO9001和ISO14000在包装设计要求、组织内外协作程度和包装测评系统等方面对物流包装施加影响，企业通过标准化活动实现效率改善与效益提升，也有益于环境保护和资源循环利用。因此，本文提出假设： H1：绿色标准对物流企业的绿色行为具有积极促进作用。 政府标准出于宏观考虑，具有强制性[24]。但受限于专业技术和对市场实际需求的反应延迟，更是因缺乏考虑不同部门或区域之间的差异性，导致较弱的协调性和采标积极性[25]。市场标准是供应链中各企业为了保持在特定市场内的竞争力，由行业中具有创新能力或拥有更多市场力量的企业主导制定，并要求同行伙伴遵从的标准[26]。基于市场驱动的治理模式，使得市场标准具备更高的市场适用性以及采用者之间的协调性[9]。在市场标准领域，由社会团体通过协商机制协调市场相关主体，为满足市场实际需要和创新需要而制定的团体标准，因遵循开放、透明和公平的原则，吸纳了包括生产者、经营者、消费者等诸多主体参与，充分反映各参与主体的共同需求，被各参与主体广泛采纳[27]。以团体标准为主的我国物流领域市场标准，因为公司需要遵守特定的要求，以便能够在特定的市场中保持竞争力，它们在企业建立其国际贸易流的方式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对于进入市场或保持市场地位至关重要[26]。因此，本文提出假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