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学术界深入批判历史虚无主义时已关注到其存在“碎片化”现象，众多学者为批驳这种现象贡献了自己的智慧，指出历史虚无主义“细小琐碎”的虚无视角、“裁剪粘贴”的叙事手法、“碎片化”的传播形式和“支离破碎”的价值认知等问题，这些都指向历史虚无主义的共同表征——“碎片化”，即对整体性历史思维认知方式进行碎片化肢解，将客观历史认知和价值评判停滞在支离破碎的旋涡中。历史虚无主义者惯用这种思维认知方式和实践操作手段，诱导普通大众虚无历史。因此，对于寄生在健康、正确历史观机体中危害极大的碎片化症候，我们不能仅限于从表象上对其进行否定性描述，而是必须要坚持和运用唯物史观，在历史事实、历史规律、历史叙事和历史行动四个方面对其进行深入分析与揭露，彻底清除历史虚无主义的碎片化症候存在的思想空间，夯实维护新时代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安全的理论基础。 一、曲解历史事实的确定性使人们产生认知困惑 历史虚无主义的碎片化症候曲解了历史事实的确定性。人们获得历史事实确定性认知主要是通过经典历史文本记载传承和相关史料的考证梳理。对历史文本及其史料的研究是尊重和把握客观历史事实最基础的前提，进而我们才能获得确定性历史事实所呈现的客观历史。近代西方兰克史学(客观主义史学)一直提倡历史研究要重视辨析史料，倡导“如实直书”。然而，其追求历史事实确定性却是建立在“上帝之手”的确证基础之上，自尼采发出“上帝死了”的警醒后，紧随着“上帝万能”和“理性至上”的信念支撑瓦解，有关历史事实的客观性和确定性受到更多质疑。最终，历史事实追求的确定性与历史意义阐释的可能性之间的内在张力趋向失衡，历史阐释的思想意义空间被无限放大，呈现出轻史实、重阐释的趋势。柯林伍德“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和贝克尔“人人都是他自己的历史学家”等个别论断被人们奉为圭臬，对历史事实的相对性认知出现解释泛滥的趋势。 特别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之后，后现代主义思潮在西方兴起导致人们对历史事实的相对性解释泛滥。后现代主义史学者海登·怀特认为，“历史学家的论证是对他认为是真实故事的东西的阐释，而他的叙述则是对他认为是实际故事的再现”①，将历史本身看作基于“他认为”语言修辞基础上任意的历史故事阐释，试图消解历史与历史文本之间的真实边界，抛弃通过历史文本和史料寻找历史事实确定性认知的方法。历史虚无主义者以“学术”为外衣随意对历史文本再阐释、史料细节再考据，对获得历史事实确定性认知的两个重要途径进行“真相还原”，对西方学术思潮不加认真思考，不予比较鉴别，简单拿来以分析和衡量中国近现代历史，形而上学地变换两种极端的历史思维方式：不承认历史文本的客观历史基础，或者将史料实证等同于历史事实与历史客观真相，将人们对历史事实确定性认知排除在外。由此，历史相对主义解释“困惑”导向泛滥，为历史虚无主义者曲解历史事实提供所谓“合理理论依据”，其具体表现如下。 一方面，将历史与文本的关系极端对立，随意阐释历史文本，否定历史客观事实。历史虚无主义者常以历史记述具有历史学家“主观因素”以及受到客观时间流逝或其他外在因素影响为由，主张史学家对历史文本及其历史史料阐释是主观的，历史不具有客观的固定标准，主张“不存在事实，只存在解释”。历史虚无主义者离开历史文本记载的上下文语境、事件发生的具体情景和思想行为的特定民族文化氛围，随意截取只言片语的历史文本及其历史事实，陷入“千人千面，面面不同；万人万解，随意解读”的相对主义历史怪圈。借此，历史虚无主义者随意“解构”与“建构”历史人物，放弃重大历史事件的历史分析法和阶级分析法，既不承认客观事实，更不承认客观价值标准，热衷于以各种边缘视角和猎奇心理来“重新评价历史”。然而，“历史是‘正本’，是原型、原本、根本，而文本则只是‘副本’，是对历史的阐发和反映”②。历史学家记载着历史事实和阐释历史的文本是我们通向认识和把握历史真相的必不可少的中介与载体。历史文本是反映历史的重要“副本”，能否反映历史“原本”需要专业历史研究者对重要的历史文本进行解读。这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一种严谨治学事业。因此，历史事实认知是客观性与主观性的统一，具有客观确定性的认识和评价标准，相对性中并不排除在一定条件下存在历史的确定性。在这个意义上，人们对待历史事实绝非“千人千面、面面不同”，真相就是真相，这是不容置疑的客观事实。历史的思想阐释不能背离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物质生产实践活动这一现实基础，不能成为游走在各种语言辞藻中的游戏，不能以乱说或戏说来解构历史文本。 另一方面，将历史与史料的关系机械等同，随意抽离出片段史料，歪曲历史客观事实。历史实证主义注重将史料作为历史阐释和研究的基础，摆脱思辨历史哲学试图依靠纯思维活动来建构历史的倾向，就此而言其具有进步性。但是，历史虚无主义者借历史实证主义的“学术”之名，只关注、截取和描述那些符合自己政治图谋的历史“碎片”和个别“细节”，把个案当成普遍、将细节视为全部、用部分代替整体。他们将所谓最新获取的零碎史料奉为圭臬，不是把“历史碎片”看作历史研究的基础之一，而是非历史地、非具体地比较、分析、阐释其思想意义，没有把“历史碎片”放在物质生产实践活动的具体历史背景中，置身于特定社会关系结构中，不能发现“历史碎片”是整体中的部分、全貌背后的细节。由此，历史虚无主义者借研究“历史碎片”的“学术”之名，将不经全面考证的史料机械等同于历史事实，对部分史料随意主观阐释，歪曲甚至捏造史料来虚无特定历史事实。正如列宁强调的：“如果不是从整体上、不是从联系中去掌握事实，如果事实是零碎的和随意挑出来的，那么它们就只能是一种儿戏，或者连儿戏都不如。”③同时，历史虚无主义者夸大了历史实证科学的理论适用边界，试图隔绝人化自然、社会化的人以及人的思维之间的内在有机关系。在此基础上，他们脱离特定社会历史关系结构中“现实的个人”，从浩如烟海的史料中随意筛选“原子式个人”的部分史料，通过重新评价历史来“博取眼球”。其内在理论缺陷是：忽视了社会历史本身的复杂性和历史分析的科学性与阶级性相统一，忘记了人们所选取关键性历史史料背后有特定的历史观和价值观作为前置性思维指引。如果历史研究失去特定的历史观和价值观指引，仅驻足在史料堆中陷入绝对实证考据，不对局部的历史史料进行联系、辩证和发展的理解，不将史料分析综合为规律性认识，那么这样的历史研究所获得的所谓“历史真知”只能限定在狭小的历史角落，或盲人摸象、或一叶障目。如此这般，历史研究可能陷入对历史细节无休止的、无结果的、盲目的考据和思辨，只会为历史相对主义与历史虚无主义相交汇提供便利。最终使人们将追求零散、琐碎的个人历史经历、记忆甚至想象视为理解历史的旨趣，抛弃对历史事实的求证，不再探寻重大历史事件背后的规律，走向以相对主义来解读历史事实，衍生出诸多孤立且成堆的“历史碎片”。这种历史研究旨趣将为历史虚无主义歪曲、否定和虚无历史打开方便之门，与中国古代史学家所追求“故疑则传疑，盖其慎也”④的基本治学传统相矛盾，更不可能是真正的学术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