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提出与理论梳理 近年来，随着新兴青年阶层和群体的增加，青年自组织也越来越多，涉及青年的问题逐渐超越了共青团自身的职能界限，成为党委、政府、共青团、青年自组织等组织的公共问题。为解决这些问题，以青年工作为主阵地的共青团建设枢纽型社会组织，实现对涉青年社会问题跨组织合作的案例越来越多。从新加坡社会治理发展过程来看，新加坡政府成立的协调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桥梁机构人民协会，已成为国家与社会合作的新起点，建立了国家与社会的合作机制，也在强国家的制度下培育了一个坚韧和谐的社会，使得强社会变得可能[1]，构建合作治理网络。在我国，留守儿童、“空巢”青年、校园霸凌等问题已经成为政府、共青团、青年自组织等组织必须共同面对的问题[2]。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如何有效地推进共青团枢纽型社会组织协作治理已经成为我国解决当前涉青年问题重要议题之一。 共青团枢纽型社会组织协作治理，是一个政治命题，也是一个治理命题，还是一个共青团自身改革创新命题。当前，青年自组织参与社会建设所呈现的行为特征既非一种为成员提供“庇护”的“小共同体”路径，亦非纯粹以“第三部门”弥补市场和政府的双重失灵，而是以其主动性、选择性、联合性和部分竞争性等行为特征彰显出基于“趣缘”和“事业”双重追求的群体性聚集方式变化[3]。青年自组织的建立、发育和健康发展，亟须形成以青年问题治理为中心的协作网络，以促进青年社会组织的协同发展和提升整体性组织效能。 目前，国内学者对共青团枢纽型社会组织的研究比较多，基本形成了团青关系在具体模式上应该从单一形态向复合形态转变，必须构建以引领性为诉求的多维权力运行模式的立体化的枢纽型组织形态的共识[4]。就共青团枢纽型社会组织资源整合而言，共青团工作的有效开展需要基于执政党主导型、社会参与型和“执政党—社会”协作型三大模式进行资源配置[5]。同时，共青团枢纽型社会组织协作具有很强的历史基础和经验。在革命斗争实践中，共青团作为青年运动的具体实施者和推动者，按照党的安排和要求，积极在青年群体中开展工作，与工会、农会、学联、儿童团等组织形成了指导与协作关系，在外围与党同声相应，助推民主革命发展[6]。新时代，共青团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青年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推进共青团自身改革创新，团结带领广大青年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 然而，上述有关研究都集中在共青团枢纽型社会组织协作治理的历史、理论与框架上，对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中国共青团枢纽型社会组织协作治理的网络缺乏研究和描述。社会网络分析(Social Network Analysis，SNA)是用社会实体之间的关系来描述、解释和预测社会现象的一种研究取向[7]。作为一种研究方法，社会网络分析认为任何行动者(主体)都参与到多个行动者(主体)构成的社会环境之中，而这将对行动者(主体)的决策产生重大影响[8]。在协作关系的描述上，这种基于“关系”的研究方法，能够可视化地呈现各个参与主体的相互关系和影响力，并能够反映各个参与主体在信息、资源、文化等隐性因素的网络流动。因此，社会网络分析与共青团枢纽型社会组织协作治理具有研究方法与研究对象上的高度契合，可以比较好地分析共青团枢纽型社会组织建设中各个主体的网络化治理结构、特征，并将之可视化呈现，为后小康时代共青团深化改革建设枢纽型社会组织提供一种新的理论视角和实践参考。基于此，本文力求解决以下问题：共青团枢纽型社会组织协作治理的网络结构和特征是什么？共青团在协作治理网络中的地位是怎样的？共青团如何有效整合各类青年社会组织，建设枢纽型社会组织，提升协作治理的绩效？ 二、基于社会网络分析的共青团枢纽型社会组织协作治理网络测度 (一)研究对象 C市作为群团改革的三个试点之一，共青团根据中央全面深化领导小组审定的《共青团C市委专项改革方案》，进行了一系列改革试点，探索了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做法。在改革中，共青团C市委将“联系服务引导青年社会组织工作”作为此次群团改革的重要内容，作为“去机关化”创新工作方式方法的重要举措，并写入了专项改革实施方案。就时间节点而言，本文研究主要集中在群团改革以来共青团枢纽型社会组织协作治理。因此，本文的时间起点为2015年7月7日中央首次召开群团工作会议，具体时间范围为：2015年7月7日到2021年12月30日。 在中国的语境下，协作的理念切合当前中国社会治理从政府单一主体走向多元治理、政府实际发挥主导作用的现实，是中国遵循治理导向从而实现良好治理的现实选择[9]。共青团枢纽型社会组织协作治理恰恰是基于中国治理现实的选择，具有典型中国特色双层协作治理特征。共青团作为党的群团组织，其枢纽型社会组织协作治理的第一个层面是与党委、政府的协作治理，主要集中在协作战略与协作框架，坚持党的领导，服务于政府中心工作。共青团作为政治性社团，枢纽型社会组织协作治理的第二个层面便是充当桥梁和纽带的作用，建立与群团组织、社会组织的互联互通和协作治理。因此，就研究对象而言，C市共青团(GT)枢纽型社会组织协作治理既包括同级党委(DW)和政府(ZF)，还包括群团组织和社会组织。就群团组织而言，C市群团改革提出了“四联手”，其中一项就是“联手联系服务社会组织”，因此研究将C市工会(GH)、妇联(FL)、残联(CL)、科协(KX)4个群团组织纳入研究范围。在社会组织方面，共青团的组织和工作方式经历了由高度组织化走向逐步社会化的过程，其最典型的表现，就是开始建立起“党领导下，以共青团为核心，以青联、学联、少先队为骨干，以团属青年社团为外围，以青年自组织为延伸”的同心多层模式[10]。因此，本研究的社会组织具体分为团属社会组织和青年自组织两类。团属社会组织选取由C市共青团主管并在民政局注册的社会组织，具体为：C市青年商会(QS)、C市青年企业家协会(QQ)、C市青少年发展基金会(QF)和C市青少年社会教育协会(QJ)、C市青年创新创业基金会(QC)；就青年自组织而言，根据C市首个市级青年社会组织联席会第一批65个会员单位，结合C市共青团市委《关于开展C市青年社会组织公信力评估的通知》，选取评估结果为满分100分的三类青年自组织各2个：社会服务机构青年自组织，C市仁怀青少年事务社会工作服务中心(HR)和C市九龙坡区黄桷树青年社工发展协会(HJ)；志愿服务团体青年自组织，C医科大学青年志愿者联盟(YK)和C市巴南区壹家人志愿者协会(YJ)；兴趣类团体青年自组织，C渝跑团(YP)和九龙坡区“驴友空间”青年自组织(L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