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globalization)与城市化(urbanization)原初作为学界思考的两个空间域，在资本全球化体系中是一体化形成的。虽然资本全球化作为体系一开始就内蕴全球化和城市化的关联，但城市在资本全球布展中地位的凸显是一个社会历史过程。随着全球普遍进入“都市社会”，①城市作为资本全球布展基本空间单元的地位开始凸显，世界也日益呈现为一个全球城市②体系。全球城市体系是全球资本通过城市资本在全球进行资本积累的体系，具有非均衡性、非正义性。从唯物史观视域反思全球化和城市化互构、互塑，对建构正义的全球城市体系和全球城市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 “城市”日益成为资本全球布展的基本空间单元 自地理大发现以来，西方用大炮、商品和资本建立世界版图，使“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几百年间，无论是商业资本主义时期还是工业资本主义时期，无论是自由竞争资本主义时代还是垄断资本主义时代，资本空间在将非资本空间纳入其中的过程都遭遇到传统生产方式的强烈抵制，民族国家成为全球区域基本单元。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殖民地纷纷独立，作为全球新的资本形态的金融资本，一方面得到了远距离传输技术的支撑，另一方面与各独立殖民地主动发展的强烈要求结合，最终实现了非资本空间在被纳入全球资本体系的过程中由原来的强烈抵制到主动接受的转换，民族国家对资本全球布展的作用下降，一种基于跨国公司全球产业转移发展起来的城市的地位日益上升。概言之，以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殖民地纷纷独立为界，全球化基本空间单元开始发生转换，由民族国家发展成为城市。相应地，以西方资本逻辑为主导的旧全球化体系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以民族国家为基础的全球殖民主义、帝国主义体系；第二个阶段是以全球城市分类体系为支撑的全球统治体系。 要对上述结论提供证明，需要明确以下理论前提。一是，需要反思资本的本质和功能。这里的资本不是经济学意义上的资本，而是政治经济学意义上的资本。资本有经济和超经济双重功能：资本的经济功能主要指生产、贸易、资金转移、劳动力迁移、技术转让、货币投机、信息流通等；资本的超经济功能往往指政治贿赂、文化妖魔化、宗教渗透，甚至是武力征服等。但无论是经济功能还是超经济功能，它们都是资本的功能，“超经济”不等于“超资本”。二是，全球化基本空间单元从民族国家向城市的转换基于资本主导形态的变化。商业资本和工业资本的全球产业布展受空间和技术条件限制很难自由转移，只能转移商品并重构商品交换市场；而商品和市场要突破民族国家界限向全球布展，必须以资本强大的超经济功能为后盾，民族国家的地位因此得以确立。由于信息技术的发展，空间限制被打破，金融资本全球产业布展成为可能，加之各民族国家对于产业的需求削减了资本全球布展中的超经济功能，使围绕产业发展起来的城市地位得以凸显。三是，全球化基本空间单元从民族国家向城市的转换与资本增殖方式的转换密切关联。商业资本和工业资本的增殖一方面是通过技术优势实现的，另一方面是通过政治和军事等超经济手段实现的；而金融资本的增殖更多是通过商品消费以及空间消费实现的，“空间的生产”直接凸显城市作为金融资本全球布展的基本空间单元地位。四是，国家和城市的不同本质对这种转换的影响。民族国家本质上是阶级统治工具，在资本全球布展中它通过执行资本的超经济功能以获取超额利润；而城市本质上是一种聚集化的生活方式和空间样态，在“城”和“市”中，“市”(交往、交换)是城市的深层本质，在资本全球布展中它通过执行资本的经济功能以获取超额利润。需要指出的是，城市成为凸显的全球化基本空间单元之后并不意味着民族国家地位的消失，后者只是更加隐蔽。 资本实现全球布展是经济和超经济手段的统一。旧全球化时代前期，资本全球布展更多面临的是传统社会的生产方式的阻力，这一时期资本全球布展的动力主要借助超经济手段，民族国家作为市民社会的合法暴力机构，适合推动资本全球布展的要求。总体而言，从大航海时代，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殖民地国家纷纷独立这一旧全球化的前期，全球化呈现为以民族国家为基本单元的全球体系。从“世界公民”(民族国家)的“普遍历史”“世界历史”，到“产业和市场”超越“民族国家”的界限向全球布展即“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从垄断资本主义国家建立的“全球殖民体系”，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和落后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中心—边缘”的全球“依附”体系，这些全球化理论中用来指涉全球基本空间单元的范畴多是“民族国家”。 长期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引发了20世纪30年代末的世界性危机。为了应对全球经济大衰退，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加强了对经济的干预，凯恩斯—福特主义成为国家加强经济干预的主要手段。但是，国家权力的过度强大伤及资本本身。到20世纪六七十年代，凯恩斯—福特主义的资本主义经济运行模式逐渐失灵，这客观要求资本的超经济功能退后。为了应对危机，国家放松了对资本的控制，跨国公司在掌控核心技术和信息的前提下顺势把自己的制造业向后发国家转移。这样，资本就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挣脱出来在全球流动，国家被穿透了，形成了一种“没有国家”的、在全球四处流动的资本。但是资本不能飘浮在空中，它必须落地，并重新嵌入空间，因此还要“再区域化”，这种再区域化的基本空间单元历史性地选择了城市。跨国公司在国家放松控制的条件下推行的全球化经营战略，一方面使那些地理位置重要、交通便捷、资源丰富、劳动力成本低廉、产业积淀深厚的城市空间因成为产业转移的首选之地而迅速发展起来；另一方面，空间消费尤其是居住空间的消费成为资本增加积累以摆脱危机的重要手段，房地产繁荣发展推动了大规模的城市化运动。 随着都市时代的到来，城市这种空间形态日益凸显，成为全球基本空间单元，全球化完成了从民族国家的全球体系到城市的全球体系的转换。“在界定历史资本主义的传统概念中，城市确实占据了一个相对边缘的地位，它的作用也仅限于金融和商业技术在前工业化时代的诞生，以及工业革命时期对无产化的劳动力的关注。现在则正相反，城市成了全球资本主义和日常生活之争的焦点。”③需要指出两点：一是在全球资本再区域化的空间选择中城市只是全球基础性的空间单元，在其之上还有城市群、国家、区域一体化组织等；二是资本全球布展和积累对资本超经济功能的依赖，决定了全球城市体系形成之后民族国家间的统治体系依然存在，因为，“民族国家依然是强有力的政治实体”。④但是资本全球布展和积累过程中经济功能相较于超经济功能地位的提升，又决定了城市作为全球基础性空间单元的地位的日益巩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