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08 文献标识码：A 在现代性极速发展的今天，城市愈来愈成为现代性不断筹划的聚焦点，以至于在新近的现代性讨论中，由城市与现代性二者直接联袂命名而来的“城市现代性”开始映入人们的眼帘。但遗憾的是，当我们以探索“城市现代性”为目标，从而期望确证更为高阶的现代城市发展理念以及更为高阶的城市文明之际，我们对城市本身的定位与理解却还不够深入。作为其结果，我们既不能更为深刻地穿透城市的苦难及其病态现象的表层迷雾，更不能在本质、全面的层面上做出进一步诊断。因为无论是新马克思主义城市学派以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方法所探讨的“空间修复”“空间生产”，还是西方规范性政治哲学所关注的城市权利、城市正义、城市认同、城市启蒙、城市制度等问题，在根本上只是把城市定位为不同于乡村或荒漠的地理空间。这意味着城市作为概念本身并没有获得更为深刻的理论挖掘。 到底应该如何给予城市一个准确的并且是切中时弊的定位，就成为摆在我们面前亟待解决的问题。较之以往的研究，在生命政治哲学的分析框架中，城市这一名称获得了更为独特的概念内涵与理论定位：城市本身并不仅仅意味着“现象具体”层面的地理空间，同时更应该被理解为“本质抽象”的治理手段。这一独特思想，在福柯、阿甘本、奈格里与哈特的生命政治哲学著作中都有明确论述。然而，无论是当今学界对城市的哲学研究，还是当今学界广泛关注的生命政治哲学研究，都在此问题上尚付阙如，二者之间的内在性关联没有得到应有的理论接榫。城市是透视现代化、现代性以及人类文明的重要概念，它必须被给予更深层次的剖析。有鉴于此，笔者将对城市本身进行生命政治哲学的反思与重释，以期实现城市的“术语革命”，进而更为深刻地助推城市现代化、城市文明乃至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构建。 一、从纯粹空间到权力布展：作为治理术的城市 长久以来，在现代性的哲学话语中，城市作为对现代社会进行反思的聚焦点，主要是以纯粹空间的形式存在。城市在这种定位的意义上，是地理、环境、“容器”、场所、园地等纯粹空间样态的代名词。本雅明所描绘的巴黎“拱廊街”以及麦克·戴维斯所解剖的“水晶之城”洛杉矶，都是在这种意义上对城市进行定位，从而对城市内的异化、病态现象等一系列由资本逻辑所带来的后果进行各自的揭示。在本雅明和戴维斯眼里，巴黎、洛杉矶这些繁华的城市作为现代都市人的“集结地”，是管窥现代社会的重要“窗口”。在这些“窗口”和“集结地”之内所衍发的一系列城市病，肇端于城市空间之中的文化、经济、权力的不合理筹划。也正是因此，城市在此似乎仅仅是一个无辜的抑或无关的空间、载体而已，仅仅是蕴藏在其中的其他因素导致了现代性的危险和不安。 需要肯定的是，将城市定位为纯粹空间是具有首要性意义的。因为城市首先是作为地理空间而存在的，并且在现代社会的发展当中，它又充当着资本逻辑展开自身的重要载体。大卫·哈维就是在这种意义上将城市空间看作是资本逻辑运演的结果和产物的，即“城市是受利益和生产需求驱动的产物，从城市空间的规划、更新到运行，始终体现着一种资本的逻辑”①。并且，由于空间自身所携带的“现象具体”的特征，那么用纯粹空间定位、指称城市，在日常生活中也是最具说服力和可接受性的。因此，从纯粹空间的意义上定位城市是具有其合理性的。然而，从“现象具体”的层面对城市进行定位，还不足以面对城市的一系列苦难、异化、病态事件的本质和全貌，还必须在此基础上，对城市进行“本质抽象”的定位。 值得一提的是，城市学者曼纽尔·卡斯特早在1977年就敏锐地意识到了城市定位的转向。卡斯特认为：“当我们谈论‘城市社会’时，该议题并非囿于纯粹的空间形式……换言之，这是一种价值形式以及贯穿于历史特性及其组织与转换之自我逻辑当中的社会关系。”②城市不仅仅是纯粹空间，同时也是价值形式、社会关系。然而，城市在何种意义上应被理解为价值形式、社会关系，卡斯特并没有做更深入的讨论。无独有偶，次年，福柯在《安全、领土与人口》中从生命政治哲学的视角，将城市看作是治理术的代名词，即城市不仅仅是纯粹空间，在生命政治的哲学话语中，城市就是权力布展的工具——治理术。然而，这个重大的“本质抽象”层面的发现，并没有在城市哲学的研究中得以盛行。可以说，目前国内外学界对城市哲学的研究仍然是囿于纯粹空间的视角，而城市在其本质上的别名——治理术，却是一个被忽略的问题。 在此，我们必须追问城市如何以及为何被命名为一种权力布展的工具——治理术？唯有如此，城市“本质抽象”层面的定位，才能真正得以敞开。 让我们先来看看“治理术”一词在福柯所开辟的生命政治中的重要作用。需要首先引起注意的是，治理术在福柯的生命政治概念的演变、发展和持续建构中具有关键性的意义。起初，在《必须保卫社会》中，福柯把生命政治看作是“在总体上治理人口”的生命权力的布展。施加于生命之上的权力，在福柯那里既包括规训权力，也包括生命权力，前者是对个体生命进行消极惩戒的技术，后者是对总体人口进行积极投资的生命权力。其中，这两种权力不是彼此隔离的，而是相互交融使用的。后者也同时被福柯称之为“人口的生命政治学”，它“对生命施加积极影响，并努力管理、鼓励、增加生命，使它服从于得体的控制和综合的治理。”③但问题在于，生命权力对人口的积极扶植，如何获得持续不断的统治力？以便它能够在具有复杂的异质性社会空间中建构起资本主义强大的、有序的、持续的统治。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福柯在《安全、领土与人口》中引入了治理术，以此来进一步建构、发展生命政治体系。治理术是由“制度、程序、分析、计算和策略所构成的总体，使得这种特殊而复杂的权力形式得以实施，这种权力形式的目标是人口，其主要知识形式是政治经济学，其根本的技术工具是安全配置。”④在引入治理术之后，“生命政治研究的重点也就不再是主体的政治权力如何在人的普遍生命经验中布展开来，而是生命政治如何在本质层面上将自己的规范性力量生产且不断地生产出来，这就是生命政治如何生产的普遍机制问题。”⑤换言之，治理术的引进，使得生命权力的布展获得了一种普遍性、制度性的机制保障，从而作为资本主义行之有效的工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