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919(2022)06-0061-09 如何摆脱贫困？这是一个困扰现代社会的难题。黑格尔与马克思都关注18世纪、19世纪人类社会的贫困问题，但对此却得出了完全不同的解决方案。探究他们的思想生成与实质差异，有助于今人更清楚地理解现代社会运行发展的内在规律，探寻摆脱贫困的现实路径。 一、黑格尔对摆脱贫困的认知 在探究黑格尔摆脱贫困的思想之前，有必要先厘清黑格尔视野中的贫困究竟是什么。在《1822-1823年法哲学讲义》中，黑格尔认为，“至于贫困，它将永远存在于社会之中，财富越是积累，贫困也就越多”①。如果仅从此出发，似乎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只要财富不断积累，只要现代社会继续存在并深入发展，贫困就会永远存在，且不可被消灭。但是，黑格尔也指出，贫困问题虽然难以解决，但必须被解决，只有这样，市民社会才能克服自身局限迈向国家阶段，走向真正的普遍性领域。看上去，黑格尔对贫困的态度似乎发生了严重的自我矛盾。因为他一方面强调贫困存在的永恒性，一方面强调摆脱贫困的必要性。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黑格尔在这里讲的是两种不同类型的贫困。 第一种，是相对贫困。黑格尔认为现代社会就是“市民社会”，由市民社会原则(劳动所有权和等价交换)主导，充分尊重并平等彰显了个体间的自然差异。相对贫困是市民社会原则作用下，市民个体间先在自然差异的外在结果，因此无法消除。对此，黑格尔在《1824-1825年法哲学讲义》中说过一句非常富有辩证色彩的话，“当财富产生时，有无尽的组合会催生贫困。一方面有财富，那么另一方面必将存在贫困”②。第二种，是绝对贫困，这是指那些社会分工体系之外的个体遭受的贫困状态。具体而言，它又分为两种情况：第一，在市民社会中，个体的劳动产物确实无法满足社会需要，以致社会反过来也无法满足个体的利益，所以个体不得不被抛出社会分工体系；第二，贫困者对自身不断严重的相对贫困境遇存在不满，对富裕者乃至整个社会生发出反叛情绪，形成了“贱民精神”，沦为了“贱民”，主动放弃融入社会分工体系。在黑格尔看来，两种绝对贫困都是对市民社会原则的破坏，无论如何都要被消灭。阿维纳瑞(Avineri S.)一针见血地指出，在绝对贫困的影响下，黑格尔“对市民社会和国家所作的区分也就消失了，同时通过差异而走向融合的整个中介体系和辩证过程亦将坍塌”③。 为了摆脱第一种绝对贫困，黑格尔提出了“市民社会辩证法”，认为市民社会必须将自身“推出于自身之外，而向外方的其他民族去寻求消费者，从而寻求必需的生活资料”④。黑格尔发现，如果使贫困者的“生活资料通过劳动(通过给予劳动机会)而获得，生产量就会因之而增长。但是祸害又恰恰在于生产过多，而同时缺乏相应比数的消费者——他们本身是生产者”⑤。在《1824-1825年法哲学讲义》中，黑格尔举了一个例子，“在一个山区的1200个编织工家庭中，消费减少，因此总共有200个家庭没有工作，如果使他们就业，他们全都从事生产，更确切地说，多达1200个家庭都在从事生产，但是仅1000个家庭生产的产品是要被消费的，结果是有其他200个家庭失业。这里唯一的区别是，这200个家庭得到帮助，那200个家庭去行乞”⑥。容易发现，黑格尔认为，始终有200个家庭乞讨，并不是由于他们对社会不满以致放弃融入社会分工体系，而是由于一些特定环境中的市民社会总体消费能力较低，使得社会中的一部分群体虽然希望通过劳动满足自身需要，但无法通过劳动与社会进行物质交换。可以说，第一种绝对贫困是特定地区的市民社会缺乏广阔消费市场导致的，是市民社会空间局限性的体现。黑格尔特意把这种绝对贫困发生的自然环境设定在“山区”这个相对狭隘的区间内，就是为了说明这种局限性。为了摆脱第一种绝对贫困，市民社会必须将自身“推出于自身之外”⑦，打破陆地与海洋的天然界限，向外寻求自己的市场，进行对外殖民。伊尔廷(Karl-Heinz Ilting)将《1822-1823年法哲学讲义》的第246-248节，分别命名为，“作为出路的出口”“作为经济和社会因素的陆地与海洋”“作为出路的殖民”⑧，非常精准地概括黑格尔视野中“市民社会的这种辩证法”⑨，同时也简明地指出了黑格尔解决第一种绝对贫困的具体方案。 为了摆脱第二种绝对贫困，黑格尔起初只提出了两种办法：慈善事业、社会救济。慈善事业往往以富人为主体展开，他们拿出自己的私有财产救济穷人，使穷人拥有一定的物质条件，有能力成为劳动者。丹尼尔·鲍(Daniel A.Baugh)认为，慈善事业作为观念源于基督教伦理，它提醒人们：对待贫民以善良和同情，在他们不幸时施以援手，是富人的责任，衣衫褴褛、污秽不堪，往往被上流人士看不起的劳动群众，他们同样是上帝的创造物，基督徒的共同体既不能排斥也不能忽视他们。⑩慈善事业这种济贫方式的确得到了一些思想家的认可。托克维尔就提出，“个人救助和赠予建立了穷人和富人之间宝贵的纽带……使他们彼此分离的两个阶级……因此而欣然和解”(11)。社会救助往往以公共机构为主体，通过税收等渠道调整分配方式，使贫民获得使自身成为劳动者必需的物质财富。例如，“斯品汉姆兰法令”要求工资之外的津贴应当通过与面包价格挂钩的方式予以确定，以便保证穷人能够得到一个最低收入，(12)就是社会救济的典型代表。但是在黑格尔看来，无论慈善事业还是社会救济都“与市民社会的原则以及社会上个人对他独立自尊的感情是相违背的”(13)。因为，它们都使穷人在没有付出等价劳动的情况下得到了帮扶，这是对市民社会中个人独立自主地位的否定。在《1824-1825年法哲学讲义》中，黑格尔清楚地指出，“通过这样的方式努力帮助身处贫困中的人们，即给予他们需要的，例如通过济贫税。但是，他们的生活资料不是通过自己的劳动得到，这使这些人失去了荣誉”(14)。一些思想家则从经济层面批判任何形式的帮扶举措。李嘉图评价17世纪以来英国的济贫法时指出，它“使富强变为贫弱……使一切智力上的差别混淆不清……直到最后使一切阶级染上普遍贫困的瘟疫为止”(15)。的确，当不劳而获、劳而不获在事实和观念两个维度上占据了社会的主导，穷人和富人都将丧失勤劳致富的精神，整个社会的生产力必然逐步走向崩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