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圖分類號]K825.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0874-1824(2022)04-0076-10 19世紀中法文化交流史上出現不少重要人物，赫赫有名者如嚴復、陳季同和曾紀澤。有些小人物雖名不見經傳，卻也作出獨特貢獻。丁敦齡(法文拼寫Ting-Tun-Ling、Ting Tun Ling、Tin-Tun-Ling或Tin-Tun-Lung)屬於後者。他最初是以“打工者”的身份，被漢學家一紙合約簽到法國。就歷史地位而言，他是邊緣人，甚至被視為一個略微負面的角色。①但是，丁是19世紀中葉《黃埔條約》簽訂後中法文化交流開端時的一位特殊人士，直接或間接地參與了漢語和中國文化在一個獨特時代的傳播。丁敦齡去法國前是澳門居民。意大利裔法國巴黎外方傳教會士、漢學家加略利(Joseph-Marie Callery)把他從澳門帶到巴黎。而法國作家、詩人朱迪特·戈蒂耶(Judith Gautier，中文名俞第德)——法國巴納斯派創始人泰奥菲尔·戈蒂耶(Théophile Gautier)的女兒——則在巴黎拜他為師，學習漢語，並與他合作翻譯和創作文學作品，令其得以參與到19世紀中葉的中法文化交流中。對丁敦齡這個邊緣人物的考證和研究，將展示中法文化交流史中生動、複雜與豐富的一面。 中國學界已經完成一些與丁敦齡相關的研究。劉志俠在《丁敦齡的法國歲月》一文中以奧地利19世紀作曲家馬勒的晚年作品《大地之歌》作為引子，對《白玉詩書》與《玉書》及《大地之歌》之間的關係，以及丁敦齡在巴黎的生平，做了較全面的陳述和剖析。②耿昇在《學術漢學與實用漢學之爭》中談到，丁敦齡、李宏方和李少白是東方語言學院(即法國國立現代東方語言學院)1869年至1870年期間的三名中國助教。③周篤文在《尋找丁敦齡》中說明《白玉詩書》與《大地之歌》之間的關係，並闡述丁敦齡在中西文化交流中扮演的特殊然而已經被忘卻的角色。④錢林森指出，朱迪特·戈蒂耶翻譯了《玉笛》(即《白玉詩書》)，同時代聖·德尼侯爵(Léon d'Hervey de Saint Denys，即德理文)翻譯了《唐詩(公元7世紀、8世紀和9世紀)》和《離騷》，昂博爾·于阿里(即于雅樂)撰寫了《十八世紀中國詩人袁才子的生平及創作》、《十四世紀到十九世紀中國詩》和《中國現代詩》，這些法國作家共同開拓了法國漢學的新領域，並在文學創作上對19世紀的法國大詩人馬拉美、戈蒂耶等產生了很大影響。⑤錢林森亦全面評價了朱迪特·戈蒂耶的文學成就，認為《白玉詩書》是中國文學對西方文學影響的“起筆”。⑥韓梅在評價朱迪特·戈蒂耶對中法文化交流所做的貢獻時指出，丁敦齡雖然僅是戈蒂耶的中文家庭教師，但他是將作家真正引領進中國文化之人。戈蒂耶通過中國詩歌了解中國文化的精妙之處，在她的文學創作中，中國已經成為描繪異國情調的理想空間，成為傳奇和浪漫的代名詞。⑦《玉書》(應為《白玉詩書》)出版後，朱迪特·戈蒂耶根據雨果法文名Victor Hugo的諧音，為其取中文名“夷克裰詡拗”。題名後，戈蒂耶將書獻給在英吉利海峽根西島流亡的雨果。雨果收到書和這個古怪的中文名字後很高興，不僅對《白玉詩書》大加讚賞，而且贊譽戈蒂耶為“繆斯”。兩個作家之間的此番來往，可以說是由漢字的魅力所引發的中法文化交流的一段佳話。⑧上述研究，除了劉志俠的《丁敦齡的法國歲月》，大都以朱迪特·戈蒂耶或中法文化交流為主要研究對象，以丁敦齡為次要研究對象，或僅是提及此人。本文則通過挖掘19世紀第一手法文資料，包括報刊雜誌，以丁敦齡作為研究主題，重新審視這個中法文化交流史上的奇人和他的貢獻。 一、加略利把丁敦齡帶到巴黎 丁敦齡1831年5月15日出生於山西平陽府，1886年11月13日卒於巴黎，葬於聖旺公墓(Cimetière parisien de Saint-Ouen)。⑨丁在18歲時來到澳門定居，並受洗成為天主教徒，教名是 Paul-Jean-Baptiste-Marie。⑩丁出生的那一年，加略利(中文名“范尚人”)來到澳門，随葡萄牙漢學家江沙維(Joaquim Afonso
)學習漢語，後離開巴黎外方傳教會，從事漢學。(11)1844年，中法在澳門談判《黃埔條約》期間，加略利是法國公使拉萼尼(Théodose de Lagrené)的漢語秘書兼翻譯。因在此重大外交事件中表現出色，加略利回法國後被外交部任命為皇家翻譯。在漢學的道路上，加略利得到數位中國人的幫助。他翻譯《禮記》時，華人劉成禧曾給予幫助。在與參與《黃埔條約》談判的法國軍醫Melchior-Honoré Yvan合著的《太平天國初期紀事》(L'Insurrection en Chine depuis son origine jusqu'à la prise de Nanki)中，加略利提及一位學貫中西的澳門秀才，此人為法國人提供了很多涉及太平天國戰事的情報。(12)《黃埔條約》談判期間，加略利的漢語翻譯和書寫得到黃恩彤、潘仕成等清朝官員的幫助。就像當時很多漢學家一樣，華人的知識支撐是他們漢學研究的基礎。 1861年，在法國外交部擔任漢語翻譯的加略利想聘請一個漢語秘書，幫助他完成1842年開始編寫的巨作《漢文總書》(Dictionnaire encyclopédique de la langue chinoise)。他通過澳門的一個中間人，以每月約150法郎的薪水將丁敦齡僱為漢語秘書。於是，丁在1861年2月18日離開澳門前往巴黎，去做加略利的漢語助手。(13)然而，加略利卻於第二年不幸因病去世，丁敦齡只好轉而為漢學家儒蓮(Stanislas Julien)做些文字工作，但後者在支付他那點微薄工資的時候並不爽快。(14)不久，經法國考古學家查爾斯·西蒙·克萊蒙-甘諾(Charles Simon Clermont-Gannea)牽線，丁在1862年認識了作家泰奧菲尔·戈蒂耶，並成為戈蒂耶大女兒朱迪特的漢語教師，從此開始了他在巴黎文化界的獨特經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