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近20年，中国老龄化趋势逐步显现、程度不断加深。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显示，2020年全国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1.91亿人，占全国总人口的13.5％；《国家人口发展规划(2016-2030年)》和相关研究均预计，未来十年的老龄化速度将明显加快，成为劳动力供给、经济社会活力、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的主要压力来源[1，2]。因应趋势和压力，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已经成为新时期的国家战略，也是城乡服务供给需要着重考虑的因素[3]。老龄化是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现象，是各地人口转型不可避免的结果[4]；然而，在区域发展很不平衡、人口流动迁移持续活跃的背景下，中国老龄化的水平和进程在不同区域之间存在较大差异，各地老龄化的结构性成因并不相同、应对老龄化的能力差异明显[5]。七普数据显示，辽宁省的老龄化水平已高达17.42％，而西藏自治区65岁及以上老人仅占总人口的5.67％，前者是后者的3倍以上。因此，实施国家人口均衡发展战略和积极应对老龄化战略，空间异质性不容忽视，区域视角必不可少。 人口迁移流动对中国的区域老龄化产生重要影响，也是各类地域要素影响老龄化的途径。老龄化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是人口系统内在演化和外部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在资源环境约束和经济社会发展等外部因素的影响下，各地人口的生育死亡过程、区域之间的人口迁移流动塑造了人口系统的内在演化路径，直接改变了各地的人口年龄构成，进而形成区域老龄化进程的差异性特征[6]。人口流动作为影响老龄化的重要动因，其选择性直接带来流出地和流入地人口年龄结构的改变。尤为鲜明的特点就是以中青年劳动力为主的人口流动模式催生了具有中国特色的老龄化空间格局[7]。具体而言，西方国家的老龄化现象多出现于经济社会发展到相对成熟稳定的阶段，相应地，区域经济发展水平越高，老龄化程度也越高[8]。而中国的老龄化与快速城镇化进程叠加，出现在社会重构和转型阶段[9]，人口流动迁移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老龄化自西向东渐次上升的宏观格局，削弱了老龄化与经济发展水平的空间一致性，二者的空间关系更为复杂多样[10，11]。 中国的人口流动日趋活跃，2020年七普显示的流动人口达3.76亿人，长期而言流动仍将保持活跃态势[12]。与此同时，流动人口出现了中老年化、城城流动、回流和家庭化流动占比提高等新特征[13-15]。空间格局稳中有变也成为流动人口发展的重要趋势，流动人口仍高度集中于以三大城市群为主的东部沿海地区，集聚区呈现出连绵化态势[16]，同时以中西部省会为代表的内陆地区对流动人口的吸引力不断增强，流动人口集聚区向多极化发展[17]。在此背景下，人口流动将长期是中国老龄化区域差异的重要决定因素，并且随着流动人口的结构特征变迁和空间布局演化，人口流动对老龄化影响的空间格局也在持续变化，值得长期关注。 近年来，人口流动对老龄化的影响开始受到学界关注。一些研究定性地讨论了人口流动对老龄化的作用，认为其具有“削峰填谷”功能，弱化了区域差异[18]，甚至形成了老龄化的“城乡倒置”特点[19]。相关的定量研究则主要体现在解释老龄化的回归模型中，将迁移率作为老龄化的解释变量之一，考察区域人口流入流出的老龄化效应[20-23]，认为流出率和流入率的作用强度存在一定差异。这些研究提出并普遍认同了一个客观事实，即人口流动会对区域老龄化产生重要影响，进而影响全国老龄化的空间格局。但在区域老龄化水平的解释模型中加入人口流动变量，也只能证实影响的存在性和方向性，而对这些影响的类型、程度及空间差异仍很难做出较为精准的量化估计。为数不多的研究在人口流动对老龄化的影响程度和空间差异方面做了一些精细化的探索。在影响程度方面，有研究利用老龄化过程分解的方法，或通过估算年龄别人口流动率，计算了迁移流动对人口年龄结构的量化影响[24-26]。在空间差异方面，已有研究在多个空间尺度探索分析了人口流动对老龄化作用的地区间差异，这种差异在地域间[6]、城市群间[27]、不同省份之间[28]乃至省内不同县域之间[29]均得到体现。此类研究虽然评估了人口流动对老龄化的量化影响，并从多尺度探讨这种影响的空间差异，但这些分析较少涉及人口流动影响老龄化的作用机制，这导致相关的量化评估仅能回答影响程度问题，而不能解决影响机制问题。此类方法的进一步探索将有助于系统准确地认知人口流动的老龄化效应及其机制，以及相关政策的选择和优化。
图1 人口流动对老龄化的作用机制 Fig.1 Mechanism of the aging effect of migration 实际上，通过理论分析和文献回顾可发现，人口流动对老龄化空间格局的影响存在两种主要机制，即年龄选择性和空间偏好性(图1)。年龄选择性指流动的发生率并非均衡分布于人的整个生命周期中，青壮年人口流动率较高[30]，且流动率会随年龄的增加而下降，因此流动人口的年龄结构一般比流入地和流出地都更为年轻[25，31]。年龄选择性的存在使人口流动对流入地和流出地的老龄化均会产生年龄结构效应，即青壮年为主体的人口流动会同时改变两地的人口年龄结构，从而改变其老龄化程度[32]。空间偏好性指人口有从经济欠发达地区向经济发达地区、从自然条件较差地区向生态环境优越地区流动的空间偏好特征[20，33]。空间偏好性的存在使人口流动的方向性明显、主要流向的流动规模较大，进而对流入地和流出地的老龄化均会产生规模效应，即流动会显著改变人口主要流出区、流入区各年龄群体的人口规模，进而影响老龄化进程。在年龄选择性和空间偏好性的共同作用下，经济发达、自然条件优越地区是人口的主要流入地，流动一般会减缓其老龄化进程；经济欠发达、生态环境脆弱地区则成为人口的主要流出地，其老龄化常因流动而加重[18]。要探究人口流动对区域老龄化影响的过程和机理，就难以避免地首先需要分离两种效应，识别各地流入流出人口规模和流动人口特定的年龄结构两种因素的影响。然而，现有文献仍缺乏对二者的系统分析和量化探索，限制了解释性研究的深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