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跨国劳动力迁移的常态化，中国正逐渐变成跨国移民的重要目的地之一。既有研究表明，不管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跨国移民主要集聚在经济发达的大城市[1]。这一现象同样出现在中国，不少城市内部已形成了以国籍或族裔为特征的外国人聚居区。然而，由于不同城市的软硬件环境存在差异(如住房市场、经济产业结构、基本公共服务、城市历史文化、市民素质等)，导致不同城市在面对不同移民群体时受到的挑战和压力不同，而城市的态度和响应反过来也会影响跨国移民的生存策略和日常生活实践。除了自身的固有属性外，国家间关系、国家的宏观环境政策、城市的各要素等也对移民群体的生存策略和日常生活实践产生深刻影响，这在中国的案例研究中尤其需要重视。 在上述背景下，本文基于过去对3个典型外国人聚居区——北京望京韩国人聚居区、上海古北日本人聚居区、广州小北非洲人聚居区的实证研究，分析不同移民群体的人口迁移模式、人口结构特征及其城市选择偏好，比较其聚居区的特征和形成机制，以揭示移民群体与城市之间的互动关系。已有研究大多聚焦于单一城市的单一移民群体，对在华外国人聚居区形成机制的解释难免偏颇片面。本文基于已有研究积累，尝试进行多移民类型和多案例地的比较研究，希望更好地归纳在华移民群体和城市的互动特征。以下，首先分析宏观政策背景下移民群体的城市选择偏好，其次探讨北上广三地外国人聚居区的特征及其形成机制。21世纪以来在华新移民现象是当今全球、国家、地方等多层级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因此本文从宏观(全球和国家)、中观(城市)、微观(移民/族群)尺度上对在华外国人聚居区形成的外因和内因进行多尺度的探讨。 1 研究视角和方法 移民与城市的关系向来是城市社会地理学的研究重点。早期的研究主要关注某一移民群体在城市空间内部的聚居现象，揭示移民居住的空间分化和本地化问题。其后，逐渐构建了解释移民社区形成的三大理论框架：空间同化理论、地方分层理论和选择理论。三大理论均存在假设基础：移民群体处于主流社会中的弱势边缘地位，成员大多为低端移民或劳工移民。20世纪80年代以后，全球化的发展促使移民群体的人口结构及其居住空间形态开始呈现出新的特征。新出现的移民社区，其构成主体不再局限于低端移民或劳工移民，也包括了跨国公司管理者、商贸技术人才、精英移民等社会中坚阶层组成的新移民群体。对比发现，传统移民社区的族裔群体属性较为单一，他们注重构建和维系由血缘、地缘关系组成的社会网络，充分发挥社会资本并投入到劳动密集型的经济活动中，形成对外封闭、对内团结的移民社区。而新型移民社区的族裔群体属性较为多元，通常是多个族裔群体混居在同一地区，他们更注重利用经济和人力资本，参与资本密集型的经济活动[2，3]。新移民群体的出现导致其聚居空间突破了上述传统移民社区的研究范畴，传统的理论模型已难以解释这些新出现的移民社区现象。对比之下，中国本土的跨国移民研究方兴未艾，地理学领域的研究大多聚焦空间维度和种族维度，通过实地考察和问卷访谈等方法对在华外国人的居住空间分布、移民社区的空间形态、族裔经济活动的社会经济特征等展开研究，但较少对移民社区的空间形成机制进行深入探讨。 本文尝试从多移民类型多案例地比较来接近中国大城市外国人聚居区的形成机制问题。多移民类型或多案例地的比较研究，通过控制某一地理空间变量考察多个移民群体在同一移居国所扮演的角色，或者同一移民群体在多个地缘政治区域中的不同际遇，加入时间变量实现共时或历时的比较，有助于更好归纳总结移民群体的迁移活动和定居/居留活动的规律和特征[4]。因此，本文选取了已有研究基础的北京望京韩国人聚居区、上海古北日本人聚居区、广州小北非洲人聚居区3个典型案例进行对比研究，希望有助于理解在华外国人聚居区的演变及其与中国城市发展的关系，进一步推进中国的城市国际化发展。 2 在华外国人的城市选择偏好 由于外国人管理政策的原因，大多在华外国人并不具备长期居留中国的客观现实条件。对于旅居属性占主导地位的在华外国人而言，适应并融入当地社会不是其日常生活的重心，如何快速适应当地生活、顺利开展业务活动或事业才是关注重点。这也是在华外国人主要集聚在大城市的原因。 2.1 韩国人的城市选择偏好和人口特征 根据韩国海外同胞统计显示，2013年长期居住在中国的韩国人已超过35万，中国成为仅次于美国和日本的海外第三大韩国人移居国家。其中，人口规模超过2万人的省市依次为：北京(74025人)、广东(51902人)、青岛(45321人)、天津(28840人)、辽宁(24237人)、威海(21607人)和上海(20412人)(http://www.mofa.go.kr)。环渤海地区、东部沿海地区、东北三省的韩国人口空间集聚现象明显。尤其以北京为最，2003年已达4.3万人，在金融危机爆发的2008年更是高达10万人，此后有所减少，现在基本保持在7万人左右[5]。享有“小首尔”美誉的北京望京地区形成了6万左右人口规模的韩国人聚居区，也是北京规模最大的外国人聚居区[6]。 在京韩国人是经济较发达国家之间的迁移。前期研究发现，在京韩国人口的构成较为多元，包括：韩商(经商者、创业者)、韩干(韩国政府、韩资企业的派遣人员)、韩生(留学生)、韩太(韩商和韩干的夫人)、韩无(没有固定工作或收入的人)和韩工(打工者)6种类型，并以前3种类型的人口居多，也即企业指向型、商贸指向型和教育指向型特征较为明显[6]。 2.2 日本人的城市选择偏好和人口特征 根据日本外务省颁布的《海外在留邦人数调查统计》(https://www.mofa.go.jp/mofaj/toko/tokei/＞hojin/index.html)，在华日本人(本文特指“长期居留者”，意指在中国居留超过3个月，但没有永久居留权的日本人)20多年来一直保持较为稳定的增长趋势，从1996年的43879人增长至2016年的125089人。在华日本人同样呈现特定大城市的空间集聚倾向。2016年人口规模超过5000人的城市依次为：上海(44072人)、香港(23975人)、北京(8326人)、广州(7532人)、苏州(6656人)、深圳(5437人)和大连(5293人)[7]。其中，被誉为“小东京”的古北地区的日本人聚居区也是上海市规模最大的外国人聚居区[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