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城市转型背景下的社会极化与社会融合问题是国内外城市地理学研究的重要议题[1，2]。伴随着全球化带来的经济重构和社会转型的持续深入，城市社会内部的群体异质性与冲突不断增加，如何促进社会融合、建设包容性城市已成为当今各国城市治理的重大现实挑战[3]。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市社会和空间流动性不断提高，社会隔离、交往缺失、社会信任降低、社会认同弱化等问题严重影响居民日常生活质量和城市可持续发展，也引发了城市地理学、城市社会学和城市规划学者的关注。 近年来，社会融合问题逐步成为考察中国城市转型及其社会空间效应的热点议题。大量研究就社会融合的理论内涵、测量体系、影响因素、实施路径等方面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社区是承载社会关系的物质空间，也是包容性城市建设的基本空间单元[2]。邻里交往、互助与信任被认为是形成广泛社会融合的基本前提，由此也形成了基于居住空间视角的社会融合研究传统。这一研究路径更多是从居住空间分异出发，从个体尺度的社会经济属性和居住社区尺度的地理环境要素两个方面来考察社会融合的影响因素与机理。大量研究致力于考察邻里互动与信任在不同类型社区、不同社会经济属性的居民之间的异质性格局，从而透视城市社会转型与空间重构过程对社区融合的影响[4-10]。近年来也有文献开始关注社区社会融合的空间场域和地理环境要素，特别是考察社区人口结构与建成环境要素在促进邻里交往、增进邻里信任、提升社会包容等方面的作用[11-16]。 尽管国内外学术界在城市社会融合的基本特征及影响因素方面已经积累了一定的文献，但对于居住社区的地理环境要素是否能够促进城市的社会融合，目前国内外的实证研究结论仍然存在较大争议[11-19]，在相关理论构建及方法论上仍存在不足[20，21]。特别是伴随着城市空间扩张、职住分离以及交通机动化等趋势，城市居民在日常生活中的个体移动性不断增强[22]，居民日常活动空间不断拓展[23]，使得地理环境要素与社会融合之间呈现出复杂的耦合关系[24]。在这一背景下，基于居住空间视角的社会融合研究传统显得静态和片面，难以深刻揭示城市社会融合的动态过程和微观机制。 20世纪90年代以来，行为地理学和时间地理学被引入对中国城市转型及其社会空间效应的研究，并在理论探索、方法论和研究议题上不断发展，逐渐形成以人为核心、基于个体行为尺度和时空间维度的研究范式[25-29]。时空间行为视角注重以人的时空间行为作为切入点来洞察空间与社会的辩证关系，为从更加动态和微观的视角理解城市社会融合问题提供了新的可能性。因此，有必要在对城市社会融合的已有理论解释与争论进行总结回顾，并探索如何引入时空间行为视角来拓展对地理环境要素与城市社会融合的复杂动态机理的理论解释。 基于上述认识，本文希望在对城市社会融合的国内外研究文献及其发展脉络进行梳理的基础上，总结居住空间视角下社会融合研究的主要争论及存在的不足，并基于居民时空间行为分异的最新研究进展，尝试构建时空间行为视角下城市社会融合研究的理论框架，并对未来城市社会融合研究的可能研究议题与方法论展开初步讨论，有助于推进中国城市社会融合研究的多元化和人本化。 2 基于居住空间的社会融合研究范式 2.1 西方城市社会融合的研究缘起与进展 对城市社区转型与社会融合问题的研究，源自于城市地理学和城市社会学对于居住空间分异与隔离的长期关注。 从国外文献来看，西方城市普遍存在着由于种族、民族、宗教等身份特征所导致的居住隔离与社会排斥问题、以及经济空间重组导致的旧城衰败、职住空间错位等现象，导致贫困集聚、社会隔离、阶层冲突等严重的社会问题[30-32]。在这一背景下，城市地理学逐渐将研究重点从整体的城市社会空间结构转向关注低收入者、少数族裔、移民等特定弱势群体及其聚居社区面临的隔离与融入困境。 20世纪90年代以来，邻里关系与社会融合成为城市地理学者的关注重点，但在其概念界定、测量方式和影响因素上都存在着争论。首先，社会融合是一个复杂的概念，包含了相互关联和影响的不同维度[9，33]。社会心理学家将社会融合宽泛地定义为“个体作为群体成员的态度与行为”，这既包括个体对群体的身份认同以及忠诚度，也包括个体“切断、削弱、维系或强化”其群体成员的身份、影响和认同的行为决策[33]。Kearns and Forrest认为，一个和谐、融合的城市社会应当包含五个维度：以共同价值为基础的社会参与意识、日常生活惯例中的互惠性社会秩序、促进社会团结与福祉的福利政策、建立在社会交往与互动基础上的信任与互助、以及以地方归属感和依恋感为基础的身份认同[1]。实证文献中，社会融合研究则多受到政治学家帕特南(Robert Putnam)[34]提出的社会资本概念的影响，从社会交往、互助、信任与共同价值、社会参与等维度考察“有利于促进群体内部合作与共同利益的组织特征”[35]。 其次，社会融合研究多以居住地社区作为基本空间单元[2]，但是社区融合与更大空间尺度上的社会融合之间存在着复杂的耦合关系[36]。一方面，对弱势群体来说，社区是容纳其日常生活中基础物质保障与情感支持系统的基本空间单元，也是其构建社会资本并逐步实现向上的社会阶层流动的空间锚点[37，38]。同时，社区居民的共同价值和信任还可以有效提升社会治理绩效[32，39]。另一方面，在社会极化与隔离的背景下，良好的社区内部融合水平可能与广泛的社会歧视与排斥同时存在。有学者提出，居住隔离导致弱势群体的社会网络关系与城市社会的主流群体相互割裂，弱势群体对社区内强关系网络与邻里互助的过度依赖，反而会阻碍其融入城市主流社会、强化其在获取社会资源与空间机会上的弱势地位[40，4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