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新殖民主义产生以来，人们的认识便见仁见智，争议不断。英、法、美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当然不承认自己奉行新殖民主义政策，一些西方学者从不同的角度进行论述，直接或间接否认新殖民主义。例如，弗雷德里克·库珀认为亚非国家的独立无非“战后世界的插曲”，进而直接否认新殖民主义。①极个别非洲国家学者也认为新殖民主义论过时了。然而，20世纪50年代出现的新殖民主义这个术语及随后出现的新殖民主义理论，对于许多亚非国家长期欠发展的根源，做出了极富洞见的阐释。克瓦米·恩克鲁玛1965年出版的《新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最后阶段》，②是关于新殖民主义的经典之作，在国际社会特别是亚非拉国家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杰克·沃迪斯等学者把恩克鲁玛对新殖民主义的批判推向前进。③近年来，一些学者如马克·兰安等对非洲遭受新殖民主义之害，进行了新的阐释。④在国内，高岱和张顺洪等学者对新殖民主义进行了比较系统和深入的研究，张顺洪等学者从战后国际垄断资本的发展和国际格局的角度，对新殖民主义进行了深刻阐释。⑤本文在借鉴国内外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从发展中国家的视角，对新殖民主义的概念做出新的界定，并阐释“发展型”新殖民主义。 一、国外学界否定新殖民主义之观点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主要由于民族解放运动的蓬勃发展和社会主义国家的有力声援，殖民帝国再也维持不下去，英法等殖民列强无奈地放弃对殖民地的政治统治，但是竭力保持政治影响、扩大经济控制、加强价值渗透、设置话语陷阱，由此，殖民主义转变成新殖民主义。然而，为新殖民主义辩护，否定新殖民主义的声音一直持续不断。 第一，通过个案研究，夸张某些历史细节，以偏概全，间接否定新殖民主义。前川一郎通过对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东非共同体及其与英国和西方国家关系的研究，提出“与东非新殖民主义的流行形象相反，英国后殖民政策的影响是有限的”，“东非新国家享有相当程度的自治”。此外，前川一郎突出独立的历史意义，弱化“欧洲中心论”，赋予独立后的非洲国家以自主权和主动权这种似乎褒扬非洲国家的动人话语否定新殖民主义。⑥ 第二，从具体的决策切入，以微观层面似乎平等的外交互动、新独立国家在与西方国家关系上享有一定程度的决策权，掩盖双方关系本质上的不平等。寻找和培植“盟友”，是新殖民主义的主要策略，也是独立后的肯尼亚与英国关系的特点。然而，在不平等的关系中，较弱的一方可以利用外部势力之间的博弈，做出相对符合自己利益的选择。因此，“英国虽然拥有分配(援助)资源的优势，却很少能够随心所欲地发号施令，肯雅塔和他的精英们能够做出自己的决定，并选择何时以及如何与英国人合作”，“肯尼亚人在许多方面决定了两国关系的基调和条件”。⑦D.K.菲尔德豪斯提出，没有迹象表明1950-1979年非洲的贸易条件迅速恶化，因而关于世界贸易框架不平等的简单化描述站不住脚。⑧而二战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与广大发展中国家之间的不平等贸易，乃至不合理、不公正的国际经济秩序，是新殖民主义被批判的主要对象之一。 第三，先消解主权概念，进而否定新殖民主义。2004年，哈里森提出“治理国家”(governance state)概念，主张对“主权”的定义和理解更为弹性，将其视为行为体相互作用的地域性场所，而不是自治的民族国家的一个决定性方面：“让我们远离‘外部强加’‘国家独立’‘自决’等限制性关切，这些关切往往会影响对非洲国家与外部机构之间关系的研究。这意味着我们不必解决这样一个明显的矛盾：世界银行既通过其条件破坏主权，又通过向各国提供贷款加强主权。”⑨这样，哈里森对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民族国家主权进行柔软化乃至后结构主义或福柯式界定，企图从根本上否定新殖民主义之存在，因为国家主权、民族自决这些核心理念是新殖民主义理论的逻辑前提。 第四，以历史延续性为由，忽视广大亚非拉国家独立的历史意义，从而否定新殖民主义。弗雷德里克·库珀把独立叙述成“战后世界的插曲”，而非洲国家的发展则追溯到战前英法的“福利型殖民主义”：“1940-1973年可以称为发展时代。如前所述，该倡议始于殖民政权，先是英国，然后是法国，试图使饱受冲突困扰的殖民地既有生产力又具合法性”；“从经济角度看，转折点的出现与其说与政治独立有关，还不如说与发展主义国家的崛起有关(1940-1973年)”。⑩以发展为主线论述20世纪中后期非洲国家历史进程，看似迎合了时代的发展主题，实则从本源上否定新殖民主义。库珀进而直接亮明自己的立场：新殖民主义作为一个概念“过于简单”，无法“精确地说明什么发生了变化，什么没有发生”。新殖民主义的概念没有得到历史证据的充分证实。(11) 新殖民主义论着眼于英法这样的原殖民列强或超级大国美国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不平等关系，进而阐释发展中国家“欠发展”。与此对应，否定新殖民主义的第五种观点是转移视线，把矛头对准这些国家贪婪的统治精英或严重的治理问题。统治精英腐败论、裙带资本主义、新家长制统治、恩庇主义等名目繁多的各种理论纷纷出笼，把发展中国家的“欠发展”归结于自身的治理问题。新家长制理论把非洲发展“问题”主要归结于精英的文化特性与政治文化。“一种以‘大人物’领导人为中心的非洲政治文化已经出现，他们利用国家机构和经济资源维护腐败的恩庇网络。”2004年，泰勒批评那些坚持西方国家侵犯非洲(国家)主权进而威胁真正的经济进步的非洲主义者(Africanists)：“非洲和发达国家之间的权力关系不能再简单地理解为‘西方’自上而下强加的关系。相反，非洲精英本身就是非洲的代理人，可以说是非洲大陆灭亡的主要原因。”(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