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交媒体娱乐使用与青年线下政治参与

       现代社会已成为“媒体化社会”。社交媒体(social media)的便利性和创造性催生了青年政治参与的爆炸式增长，使他们能够更加公开、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意见和想法，并与政府机构建立更加积极和重要的关系(de a et al.，2012)。社交媒体在青年政治参与中的作用一直是关注的热点。已有研究主要关注社交媒体政治使用与政治参与的直接关系(de et al.，2012；张明新、黄欣欣，2022)。国外相关研究发现，大多数人使用社交媒体都是用来满足社交需求或追求娱乐，而不是明确或有意识地获取新闻或追求政治目的(Glynn et al.，2012)。中国青年同样如此。调查发现，中国20岁到29岁青年网民对网络音乐、网络视频等应用的使用率在各年龄段中最高，分别达到84.1％、97.0％。①

       随着“泛娱乐化”时代的到来，“一切公众话语都日渐以娱乐的方式出现，并成为一种精神文化”(波兹曼，2004)。社交媒体也越来越多地为青年提供娱乐消费和体验。青年通过社交媒体娱乐使用表达他们的生活和身份，已然超越了娱乐本身。在社交媒体娱乐使用过程中，人们可能“被动”接触到政治新闻，这甚至已成为多数人接触新闻的主要方式(Swart et al.，2016)。娱乐与政治越来越相互交叉(Rittenberg，2012)，娱乐节目在一些政治问题上的讨论有时甚至比新闻还要深入(Theocharis & Quintelier，2014)。

       社交媒体“泛娱乐化”现象要求人们重新审视社交媒体18个地市娱乐使用可能具有的政治属性。然而，对社交媒体娱乐使用是否以及如何影响青年线下政治参与的研究还不多。基于此，本研究试图基于对河南省18个地市的调查，探讨社交媒体娱乐使用对青年线下政治参与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

       一、相关文献综述

       (一)社交媒体娱乐使用对线下政治参与的影响

       娱乐使用是社交媒体非政治使用的重要方面。不同于社交(分享工作、学习、人际交往方面的信息)使用，社交媒体娱乐使用集中在个人娱乐兴趣上，主要包括信息获取(观看娱乐体育新闻、影视剧等)、互动分享(运动、影视、音乐和游戏等方面的社交表达)(Rebecca，2016；Stoycheff et al.，2016)、创意生产(剪辑、制作并分享游戏、体育、音乐和影视作品等)(Stoycheff et al.，2016)三方面。

       有关社交媒体娱乐使用对政治参与的影响存在几种不同观点。一是“消极影响说”。这种观点认为社交媒体具有娱乐性质，导致人们可能没有更多的时间投入到公共生活中，社交媒体娱乐使用会对政治参与产生不利影响(Putnam，2000)。二是“积极影响说”。这种观念主张社交媒体娱乐使用也可能产生政治影响。观看娱乐节目可能影响人们的政治态度和对政策的评价(Holbert et al.，2004；Wu，2014)；把社交媒体作为娱乐工具的人更可能使用相同社交媒体参与政治活动(Zuckerman，2014)。三是“无关说”。这种观点认为使用媒体收集新闻信息会促进政治参与，而以娱乐为导向的使用对政治参与没有影响(Shah et al.，2001)。国内相关研究发现，娱乐内容偏好对线下政治参与没有显著影响，但对政治表达与讨论具有积极影响(林奇富、殷昊，2020)。

       本研究认为，在互联网发展早期，社交媒体使用者的家人或朋友可能不一定和他们使用同样的社交媒体，因此限制了与他人有意义的互动(Kraut et al.，2002)，进而造成政治参与的下降。随着“数字化媒体”时代的到来，人们在社交媒体上的价值共享与信息交流快速发展，社交媒体会成为政治动员的工具(de et al.，2012)。由此，“消极影响说”因为数字社会中社交媒体日益显现的政治动员属性而逐渐式微。“积极影响说”主要基于参与观察、理论分析等研究方法，通过对经验材料的分析和归纳来建构理论；但缺乏调研数据的支持，很难像定量研究那样进行因果假设检验(风笑天，2018)。“无关说”对社交媒体娱乐使用和线下政治参与的因果关系进行了推断，但没有考虑到其中可能存在的中介效应。②

       (二)社交媒体娱乐使用影响青年线下政治参与的基本分析框架

       在解释社交媒体政治使用如何影响政治参与时，已有研究主要从社交媒体政治使用的功能出发，提出四种解释机制(Boulianne，2015)：一是数字网络增加了“弱关系”的曝光率，增加了政治使用者了解政治参与机会和被要求参与的可能性(de et al.，2012)；二是政治使用者更可能偶然接触到新闻，了解政治问题，从而促进政治参与(Xenos et al.，2014)；三是政治使用者可能被政治组织注意到，进而动员他们进行政治参与(Bond et al.，2012)；四是政治参与具有“传染性”，政治使用者容易受到社交网络成员政治参与行为的影响而进行参与(Klofstad，2011；Bond et al.，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