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提出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60岁以上人口的数量已达到2.6亿人，占总人口的18.7％。预计到2025年，这一数量将达到3亿人[1]。人口老龄化趋势不断加速，人口负担系数不断上升。加之家庭结构规模小型化导致的老龄化高峰期养老压力不断凸显，这使得很多年轻人开始关注并担忧养老保障问题。2020年9月17日，富达国际和支付宝理财平台联合发布了《后疫情时代中国养老前景调查报告》，报告显示中国居民的养老意识连续三年呈现出提高的趋势，其中在年轻一代尤其是“85后”中，已有超过50％的受访者表示已经开始储蓄，这一比例超过了2019年的48％和2018年的44％[2]。同年，腾讯联合清华大学发布了《国人养老准备报告》，报告称超过70％的“90后”开始考虑提前做好养老准备，“80后”“70后”养老需求也不断提高，相应比例达到了80％和85％[3]。以上数据显示，社会成员尤其是青年群体对养老生活开始呈现出担忧趋势，这一趋势的多米诺骨牌效应可能会对社会的运行产生不利影响。因此，研究对于几十年后将要步入老年生活的当前青年群体对养老生活的自身焦虑状况如何，其自我养老焦虑的产生又会受到哪些作用机制的影响，这是准确把握青年群体对于未来养老生活的需求和期待，以及今后科学地制定相关养老保障政策的根本前提。 由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实施的《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2016-2025年)》强调要加强青年心理健康教育和服务，促进青年身心和谐发展，加强对不同青年群体社会心态的研究，引导青年形成合理预期。青年群体的自我养老焦虑是心理健康和社会心态研究的新议题。《中国青年报》社调中心曾调查过青年群体的养老焦虑与职业选择的关系，结论显示84.5％的受访者认为职业选择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自己的养老焦虑和养老保障问题，并且都表示希望拥有一份较为稳定的事业编制工作，这样不仅在职时待遇高，而且退休后养老金替代率也高[4]。由此可以看出，工作条件会对青年群体的养老焦虑产生重要影响。国外学者研究发现，较高的工作质量会显著提升人们的心理健康水平，对工作不满意会降低工作幸福感[5]；工作的稳定性、工作自主权以及职业发展机会都会对其心理健康产生显著影响[6][7]。国内学者也注意到了工作条件与社会成员心理健康或生活满意度之间的影响关系，如有研究者指出更换工作的次数、工作收入、工作技能水平均会作用于居民的生活满意度[8][9]，但所考察的对象局限于特定的农村居民或农民工，对青年群体缺乏专门研究。而且以上文献的统计分析未能处理部分研究结论的稳健性问题，这就减弱了研究结论的推广意义。此外，对于工作条件通过何种影响机制作用于社会成员的养老焦虑或心理健康等问题也未给出明确回答。鉴于此，本文试图在生态压力过程理论模型下考察工作条件对青年群体养老焦虑的影响，并且从生活压力的角度进行机制分析。上述研究思路将通过2017年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数据(Chinese Social Survey 2017)的分析加以验证。 二、文献综述、理论模型与研究假设 社会心理学家雅霍达认为工作可以发挥满足社会成员多种心理需要的潜在功能，工作中断或者失业会导致这些基本心理需求无法得到满足，从而对个体的心理健康产生负面影响，进而产生焦虑[10]。而在业群体的心理健康水平或心理焦虑感的降低程度要显著高于失业群体[11]。也有研究显示，在西方社会，工作加班已经成为一种日益普遍的社会现象，工作时间过长会对劳动者的心理健康水平带来负面影响[12][13]。这表明工作状况与个体的心理焦虑紧密相关。而相关研究也同时显示，工作保障是提升青年获得感的重要影响因素，就业是关系到青年生存和发展双重需要的重要民生议题[14]。因此，青年人的养老焦虑这一心理健康问题也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其工作条件的影响。在此关系下，国外研究者在对235名意大利学校青年教师的样本分析中发现，有利的工作条件、积极的工作效能感会直接影响青年教师群体的心理健康水平[15]；还有研究通过使用德国社会经济数据分析发现，工资收入、工作合同类型以及工作契合度等因素会对青年群体的生活满意度产生显著影响[16]。另外，针对中国青年群体的研究也发现工作因素也会对生活满意度在内的心理情绪变量产生显著影响。杨春江等对310名农民工数据分析得出工作时间通过影响城市融入度进而会影响该群体的生活情绪体验水平[17]；张纪豪等探讨了情绪耗竭在护士群体工作不安全感与生活满意度之间的中介作用，并发现工作不安全感既可以直接影响其满意度水平，又可以通过情绪耗竭间接作用于满意度水平[18]。 以上研究结论为本研究提供了一定的启发，但它们更多的是将研究结论建立在对现象的简单描述基础上，容易忽视群体背后的社会心理现象的复杂性。由此，我们需要进一步思考的问题是：工作条件是通过什么机制来影响青年群体养老焦虑的?在这方面，精神健康社会学(sociology of mental health)的核心理论范式的最新发展——生态压力过程模型(an ecological model of the stress process)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环境-社会综合作用的理论范式指导。生态压力过程模型提醒人们既要关注生态背景场域(context)，也要关注在其中产生的生活压力变量[19]，这一理论指出个体是嵌入多种交错的生活场域中的个体，传统研究更多关注影响个体压力暴露水平的宏观阶层结构变量，而生态模型则提出个体日常生活于其中的中观环境变量需要更多关注。生态模型的这一视角与目前社会心理学所主张的社会结构与人格研究范式正好契合，社会结构与人格研究范式强调对于社会成员社会心理的关注和研究要从宏观结构、中观或邻近结构以及个体微观人格和心理结构这三个层面的交互作用中去把握[20]。以此为基础，从生态压力过程模型的理论范式出发，可以将个体微观层面的心理焦虑看作是宏观层面的制度结构变量经由中观层面影响产生的结果，这一中观层面的压力过程变量包括遭遇到的压力事件、事件所带来的压力程度等，这也体现了一种将经历生活压力的个体嵌入于生活背景中的理论导向[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