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20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926(2022)11-0139-09 一、研究缘起 “空间”研究一直是人类学理解地方社会的重要维度和窥镜,在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空间转向”[1]中,人类学家将民族志方法应用于人在空间实践中的文化再生产研究,描绘空间象征意义的生产和再生产[2]。由此说来,空间人类学是在“空间”的视域下理解地方社会的文化变迁,从而为当下社会文化转型提供更加广阔和复杂的背景。将“空间”作为视镜理解中国社会,首先要考虑的是如今虚实结合的双重空间形态,基于空间开展的生活实践和社会逻辑也需要考虑到线上线下两种空间的交互。基于数字技术的线上空间会以物质性的手机、电脑等形式涌入线下空间,并产生巨大的影响力。美国著名社会学家曼纽尔·卡斯特(Manuel Castells)由此提出“流动空间”与“地方空间”的概念,他认为“流动空间”是在现代电子信息技术环境下产生的一种空间支配逻辑,包含了技术与社会结构之间的互动。而与此相对的则是居民基于物理空间的邻近在长期历史互动下生成的“地方空间”[3](P.518-524)。电子信息技术打破了原本的空间模式,形成的流动性的社会网络不断影响到地方社会空间的发展形态。乡村社会被“流动空间”裹挟,逐渐脱离了“地方空间”的经验依赖,转向信息依赖,而这也成为乡村媒介空间生产结构转型的动因。由数字技术引起的“线上-线下”空间挤压和争夺更为直接和激烈,而数字技术本身也因为关联着“个体-空间-村落”等多个维度而呈现较高的复杂性。 村民经由乡村的日常实践,越来越紧密地将生活中涌现的社交媒介技术、乡村的公共空间等元素以及地方文化历史积淀按照乡村特有的生活逻辑勾连起来。媒介化的乡村交往时空重新设定了乡民与自我、他者以及外在世界交往的方式。2020年7月至8月,课题组在湖南怀化杨溪村进行了为期一个月的田野调查,重点关注代际差异视角下的媒介技术与公共空间的关联问题。然而,对这个话题的关注还要从田野调查中的一次事件说起。杨溪村位于湖南省怀化市沅陵县,处于沅水流域,当地人口以佤乡人为主。2020年7月田野调查期间,怀化市突发新冠肺炎疫情,当地政府迅速组织杨溪村居民过河去丑溪口进行核酸检测,其中一艘船上接送了近40多名青少年,且几乎人人都捧着一部手机,这与杨溪村日常的空间景观形成了鲜明对比。日常的杨溪村与大多数村庄一样,很少见年轻人的身影,更多的是留守家中的老人和孩子。调研时在村子里最多也只接触过十几位青少年。这群青少年为何在乡村空间中隐形了?围绕这个问题,我们试图分析青少年线下空间脱嵌背后的代际公共空间感知和实践差异。 既有的一些关于媒介与空间的研究认为媒介技术创造的虚拟“公共空间”与广场、街道、公园和建筑等实体的城市地理空间已然合二为一[4]。城市地理空间中大量原本的“直接经验”与技术中介化过程紧密融合后淡化了“中介经验”与“直接经验”之间的原有界限,媒介技术的大量涌现“超越了距离、从属性和缺席”[5]。通过在杨溪村的田野调查,我们却发现当地老年人大多活动在线下空间,而年轻人在线下空间参与度并不高。村中的公共空间与虚拟空间在代与代之间展现出了巨大的实践落差,并在不同群体中发挥着不同的功能与作用。在和村中的一个年轻人(JX,14岁,男,初二在读)聊到为什么不在村中参与大人们的公共活动时,他一边低着头玩手机,一边回答:“除了玩手机,我们也不知道还能做什么。”① 这一现象折射出数字技术下乡村空间实践的多元性。随着数字技术不断渗透到乡村公共空间,线上与线下空间交叠,中老年人群体与青少年人群体对于线上线下空间的不同感知,实际上会影响到他们空间参与行为的分化。而目前有关于乡村公共空间的讨论,多聚焦在物质层面上乡村公共空间的衰落②以及公共参与缺失的现象③,并没有深入探究不同代际主体的空间参与差异。 学术上有关于乡村公共空间的讨论其实是一个层层递进的过程。第一个阶段是对于乡村空间的整体性理解,去发现乡村公共空间中存在的现象和问题。张良将乡村空间的变化总结为“信仰性公共空间的衰落、生活性公共空间的萎缩、娱乐性公共空间的减少、生产性公共空间的消失以及政治性公共空间的有限”这五大方面[6],但是他的分析着眼于乡村物理公共空间上的变化,没能关注到乡村中代与代间的不同主体在公共参与中的分化。第二个阶段是分析乡村公共空间失落的深层原因,张诚等具体分析了乡村公共空间失落的深层原因,包括“可达性不足、公共参与的缺失、空间发展理念的迷失、社会功能的弱化以及公共议题的失语”等公共性困境[7]。他虽然关注到了公众参与缺失的重要现象,从公众参与的角度提出乡村规划的建议,但是并没有考虑到乡村公众主体的多元性。第三个阶段则是关注到乡村公共空间的村民主体性,宋靖野关注到了乡村村民在茶馆中蕴藏着丰富的表演技术、游戏形式和话语策略,并将茶馆看作是联结自我与社会、结构与阈限、话语和实践的诗性空间[8],但是村民内部的代际主体差异依然没能得到足够多的重视。总的来说,以往的研究都是从群像的视角去讨论乡村空间,代际之间空间参与行为分化并没有得到充分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