困境、优势与突围:家庭开展青少年传统文化教育方式的适应性建构

作 者:

作者简介:
田宏杰,博士,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少年儿童研究所副教授。 高诚,北京青少年教育与发展研究基地教授。

原文出处:
青年发展论坛

内容提要:

家庭生活及其日常教化优势是青少年传统文化教育落实“知行合一”目标的关键。然而随着时代变迁,我国家庭在青少年传统文化教育中面临着深层困境:“70后”或“80后”家长的文化认知断层阻碍了文化内涵的精准传承、家庭结构由传统大家族向核心小家庭变迁弱化了文化传承的家族影响力、社会分工细化削弱了文化通过亲子共同劳作进行代际传承的纽带、家长教育的功利主义倾向造成文化教育目标的迷失、信息化发展的后喻倾向打破了文化传承的父辈权威性。要从这些困境中实现突围,一方面要基于家庭在青少年传统文化教育中“不言之教”“日用而不觉”和“潜移默化”的特点对家庭的日常教化优势进行时代性重塑;另一方面要从教育过程、教育方向和教育格局上对家庭开展青少年传统文化教育的方式进行适应性建构。


期刊代号:D421
分类名称:青少年导刊
复印期号:2023 年 0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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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1]。当前中国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近代以来形成的文化上的落后感和桎梏感逐渐消融,大国崛起激发起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文化自信,我们的国家、社会和家庭比任何一代都更重视青少年传统文化教育,注重青少年文化基因和文化人格的培养。然而,虽然我们在青少年传统文化教育上下了很多功夫,但在文化传承的“知行合一”上的效果始终不够理想,其根本原因在于从“知”到“行”的过程中没能很好地以日常生活为载体,尤其是没有利用好家庭日常生活的教化功能。中国传统文化的形成和发展根植于家庭生活,其内涵和智慧孕育于家庭生活,只有充分发挥家庭的日常教化功能,青少年传统文化教育才能落到实处。然而随着时代的变迁,当前家庭在开展传统文化教育中面临着诸多深层矛盾和突出困境,使得家庭在传统文化教育上缺少能力、活力和动力。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我们必须厘清这些困境的历史、社会、经济、教育及文化根源,将教育设计与当前特定的时代、社会背景及其发展变迁相联系,对家庭开展青少年传统文化教育的日常教化优势进行时代性重塑,对家庭开展青少年传统文化教育的方式进行适应性建构。

       一、家庭开展青少年传统文化教育的困境分析

       (一)“70后”或“80后”家长自身的文化认知断层阻碍了传统文化内涵的精准传承

       从古至今,家庭一直是优秀传统文化传承的重要场所,但是近代中国社会对传统文化的质疑与否定使得家庭在传统文化传承过程中出现了认知断层。近代西方工业革命造成资本的全球化扩张,中国在被侵犯和压迫中不断反思落后的原因并寻求变革,但是从洋务运动的器物变革到戊戌变法的制度变革都没能解决落后的问题,这时全社会将目光指向了传统文化,将国家落后和国力衰落归因于传统文化的诸多缺陷,对传统文化采取了质疑与否定的态度,并对西方文化展现了盲目地崇拜。“这种矫枉过正的反传统,在批判封建礼教和宗法观念的同时,把中国传统文化也当成了批判的对象,严重动摇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底气,伤害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元气。”[2]在这种思想影响下,中国约有两代人将传统文化中相当多的内容视为历史糟粕,甚至不加区别地予以否定,出现了文化传承上的严重断裂和认知上的文化陌生感[3]。而当今青少年的父母一般为“70后”或“80后”,他们在自身的成长过程中,一方面感受到其父辈在传统文化运用中的自卑感和茫然感,另一方面感受到其父辈在市场经济环境下对经济利益的追求和对文化的轻视,这使得他们在传统文化认知能力和文化情感上就存在局限和不足,出现明显的割裂和断层。

       家长在传统文化认知和能力上的局限使得其对青少年传统文化教育在理性上重视,但是在对“日用而不觉”的文化行为的认知解释上滞后,无法将传统文化行为的内涵进行精准传承。比如对于中国四大传统节日之一的清明节,家长的清明祭扫行为多是出于对已逝的父母或祖父母的祭拜,是一种具体的祭拜行为的践行,由于家长自身缺少对我国传统农耕祭祀的迎春习俗及礼敬祖先、慎终追远的文化意义的理解,在对青少年进行传统文化教育时难以将文化内涵精准传承,在传承过程中不自觉地丢失了文化的精髓。因此,当前家庭进行传统文化教育首先要做的是家长与青少年一起对传统文化进行同步学习,共同建构。整个社会要为家庭传统文化传承提供文化资本和社会支持,以补足当前传统文化家庭传承的养分,提升家长自身的文化认知能力和文化自信,以提高传承的有效性,让文化自觉、文化自信融入整个家庭的血脉。

       (二)家庭结构由传统大家族向核心小家庭变迁弱化了传统文化传承的家族影响力

       家族在中国几千年的文化传承中具有重要的地位。一方面,中国人的家族观念是中国传统农耕文化的直接产物,整个家族形成一个基层的劳作单位才能够保证家族的生存,满足集体的农业种植等生产需求,保障集体的对外利益诉求。为了维护家族的正常运转,每个家族都会生成一整套家风、家规、家训去规范每个家族成员的行为方式,对家族成员进行道德的教化和传统文化的教育。另一方面,家族在整个中国传统社会生活中起着重要的根基作用,它向下可以联结每位家族成员,向上可以联结国家。中国传统文化中,“儒家通过将‘家’的观念投射到‘国’和‘天下’中去而在家国之间产生了一种想象的连接”[4],在这样的家族文化和家国文化语境下,青少年可以自然天成地将自己融于家国之中,在家族与家国的土壤体系中习得中国传统文化的思维模式和行为方式。

       但是进入现代以来,中国家庭开始经历结构性变迁,传统的以父子关系为轴心的大家族发展为现代的以夫妻关系为核心的小家庭。传统的多代聚集而住、共同生活的图景被改变,小家庭也不再依赖于整个大家族为他们创造生产资料和生活保障,使得大家族对小家庭以及青少年的影响式微。这使得原来自然传承的“克己复礼”“孝悌为仁”[5]等传统文化品质失去了原有的传承环境,同时使得以传统家风为基础的传统文化教育因为缺少相应的文化环境的支持而难以为继。当传统大家族变成核心小家庭时,原有大家族背景下的一些传统文化,比如“尊尊”中要求的“尊者有令,言听必行”这条法则放在大家族背景下绝对是稳若泰山的家规,但放在当今的小型三口、四口之家中,就会显得有些僵硬,有些不合时宜,这使得传统文化传承的一些原本得天独厚、不容置疑的基础观念受到质疑。在这种家庭结构变迁的背景下,需要对传统文化中的一些理念与行为模式进行解构与重构,使其既保留优秀的文化内核,又适应当前家庭关系与家庭结构的变化,以促进传统文化与青少年生活环境及认知观念的适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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