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数的童年

       从时间维度上看，童年是人生中的一段时光；从社会范围内考察，童年代表了一类群体的生活状态；从生物学视角出发，童年处于生命初生到成熟的过渡阶段。《现代汉语词典》将童年解释为：“儿童时期；幼年。”[1]童年作为生命的一段时期似乎已是人所共知的事实，无须细思与深究，但认真推敲后会发现“童年”是一个极其复杂的概念。教育思想家卢梭曾感叹：“我们对童年一无所知，由于错误的观念，我们走得越远，就越容易误入歧途。”[2]这说明童年远非只是生物学上的寻常概念，而是一个复杂且庞大的议题。英国社会学家怀尼斯认为，“所谓童年，就是一组抽象观念、想法或是概念用以界定儿童本质及其与社会其他成员的关系类型”[3]。美国儿童哲学家马修斯则从哲学的视角出发对现有的童年概念进行了反思，他发现在不同的历史文化中人们对童年的理解大不相同，因此，不论从实践方面还是哲学层面，童年都是值得探讨的概念[4]。

       一直以来，学界对童年的相关研究都给予了极大关注，但对童年概念本身付之阙如，童年概念的模糊性既体现了童年本身的张力与生机，也说明童年概念尚未引起普遍的关注与反思[5]。“与生物的不成熟不同，童年并不是人类群体的自然特征或固有的生物性特征，而是以许多社会的特定结构和文化组成部分存在的。”[6]“复数的童年”这一概念最先是由美国人类学之父弗朗兹·博厄斯(Franz Boas)提出的，他认为文化是多样的，童年也是如此，童年的经历会根据个体不同的年龄、性别、经济状况、社会地位等发生巨大的变化，继而选择“Multiple ChildhoodS(复数的童年)”这一表征。博厄斯特意将英文中代表复数的小写“s”改成了大写“S”，意味着童年的概念从单一转为多元。自此之后，有越来越多的研究者认为“复数的童年(childhoods)”这一表述要比“单数的童年(childhood)”更为准确。例如，挪威社会学家弗雷内斯(Ivar )指出，由于我们身处不同的文化、社会和经济领域之中，所以在各种自然和人为的生态环境交汇处形成的童年不是一个而是“许多”[7]。

       现在，“复数的童年”这一研究视角逐渐从童年人类学拓展至童年社会学的研究，成为童年研究(childhood studies)的基本立场之一。事实上，童年的表现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儿童关于童年的感受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的童年在何时、何地、以何种方式度过，因此，就算是全球化的童年也并非是同质化的、处于统一流水线上的童年。以“复数的童年”为研究视角不仅能够彰显童年文化的多样性，更能够对“童年”的概念进行深层的剖析，为童年研究带来多重意义的碰撞与解读。因此，本文以“复数的童年”为主题，考察与阐明在不同社会、阶级、世代和时代中童年概念的表现形式及其差异，进而发掘童年文化的新内涵，以期为当下的童年研究带来新的方法论突破。

       一、“非主流”的童年：与西方话语体系相异的童年

       台湾学者熊秉真在其著作《童年忆往：中国孩子的历史》开篇中提道：“大家都听过，‘知识即力量’(Knowledge is power)这句话，其实也可以倒过来说‘力量即知识’(Power is knowledge)。各类有权有势的人不单掌握了知识的内容，而且界定了知识的定义。”[8]这段话用来形容当今的童年概念十分恰当。在经济全球化进程飞速发展的今天，强权政治、霸权主义横行，西方发达国家以其雄厚的经济资本和强大的话语体系设立了不容置疑的童年“标准”——它们只将第一世界的童年视为“正确的”童年，而发展中国家的童年则被认为是不幸甚至难以容忍的，这是对普遍的、自然的童年的侵害[9]。巴里·索恩(Barrie Thorne)指出，现实中的童年大相径庭，但在人们的脑海中经常以单一的、固化的童年概念去概括所有的童年，并习惯站在当代西方国家的立场将童年刻画为一个与世隔绝的、受保护的弱小形象[10]。例如，戈德斯坦恩(Goldstein)在研究巴西贫困儿童和富有儿童之间巨大的差距时曾说：“童年是巴西富有儿童的专利，实际上对贫穷的儿童而言，这样的童年并不存在。”这看似体现了巴西儿童巨大的贫富差距，但思考之后就会发现，这种论断的危险之处就在于它理所应当地把富有儿童的童年当成了童年唯一的模式，并将其作为“黄金准则”来衡量其他的童年形式[11]。在这样的标准之下，不仅巴西的贫困儿童“没有童年”，很多第三世界的儿童都失去了拥有童年的资格。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局面，是因为在西方发达国家的话语体系之中，童年就应该是一段幸福纯真、无忧无虑、充满欢乐与美好的甜蜜时光，任何与此相背离的童年都是不幸、悲惨、异常的，都应该被视为家庭与社会的耻辱。

       无疑，在西方发达国家“正确”或“正常”的童年模式背后，是对童年概念的窄化与误读，它不但会加重人们对童年的刻板印象，也迫使贫困国家或地区的儿童深陷“毫无童年可言”的境地。事实上，世界不全是由发达国家组成的，全世界的儿童也并非属于相同的群体，不同国家，甚至同一国家的不同社会乃至不同阶层中，童年的形态是各不相同的。西方发达国家童年“标准模式”的设定无视各个国家或地区的差异，将童年的本土化特征架空，从而潜在地排除了所有非工业化国家的童年。柯林·黑伍德(Colin Heywood)指出：“在今日西方，我们一般人的确将童年与无知、脆弱以及无性欲连结在一起，然而，在拉丁美洲的贫民窟里，或者是非洲饱受战祸蹂躏的地区却并非如此。”[12]而且，在这样的研究模式之下，发达国家和极度贫困国家的儿童往往成为关注与研究的对象，而像中国、巴西等迅速崛起的发展中国家的儿童却难以被归类，因此得出的结论未必适用于他们[13]。此时此地的标准无法衡量彼时彼地的生活，当西方学者将自己的认知框架强加于其他社会的儿童身上时，就会破坏童年多样性的呈现，进而难以窥探到儿童真实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