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塞尔维亚人的历史中,拜占庭帝国曾作为宗主国对中世纪塞尔维亚国家的政治、宗教与文化产生深刻影响,①而奥斯曼帝国更直接统治巴尔干地区近五个世纪,对近代塞尔维亚的地缘政治起到了直接的塑造作用。塞尔维亚民族独立之际,知识精英的首要任务是如何在两个帝国的遗产中找到本民族的定位。塞尔维亚民族史学的构建与塞尔维亚民族独立的历史息息相关。19世纪下半叶,奥斯曼帝国逐渐失去了对巴尔干半岛的控制力。与此同时,来自西欧、中欧地区的新思潮、新观念传入巴尔干半岛,民族主义思潮在巴尔干的影响力逐渐扩大,巴尔干各民族反抗奥斯曼帝国统治的斗争接连出现,逐渐建立了本民族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机构。1878年,塞尔维亚民族彻底脱离奥斯曼帝国统治,随后建立独立的塞尔维亚王国。经历两次巴尔干战争和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塞尔维亚人与克罗地亚人、斯洛文尼亚人联合建立“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王国”,②1941年该王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被纳粹肢解。在获得民族独立之际到二战爆发前夕,塞尔维亚史学中较为传统的浪漫派与受到西欧、中欧学术思想影响的批判派产生了碰撞,但又在重点问题和关键叙事上发生了融合,塞尔维亚民族史学就在这一背景下发展起来。梳理塞尔维亚浪漫派与批判派之间的碰撞与融合,研究塞尔维亚民族史学的构建过程,不仅有助于学界深入地了解现代塞尔维亚史学的特点,深化对塞尔维亚历史书写的认识,也有助于人们更透彻地剖析塞尔维亚史学界的观点,更全面地理解塞尔维亚以及巴尔干地区的历史。 有关塞尔维亚民族史学的构建,国内外学界已有一些讨论的声音。但大多将塞尔维亚史学放在东欧、巴尔干史学的框架下进行讨论,③或是仅对个别塞尔维亚史学家进行单独的研究和探讨,④或是仅在分析其他塞尔维亚史学问题时简单提及,⑤对塞尔维亚民族史学的整体性研究成果较少,而对塞尔维亚获得民族独立之际到南斯拉夫王国解体之间的这一时期,浪漫派与批判派对塞尔维亚民族史学构建的研究则几乎没有。在这一问题上,塞尔维亚著名中世纪史学家西玛·契尔科维奇(
)曾发表两篇重要论文,为塞尔维亚史学浪漫派与批判派的关系、现代塞尔维亚史学在两个学派之间的构建过程问题定下了基调。他认为,塞尔维亚浪漫派与批判派的最大区别在于前者美化、工具化历史,以民族主义思想指导历史书写,而后者没有;他还认为,浪漫派的出现是塞尔维亚史学史上的一个“大断裂”,打破了18世纪末现代塞尔维亚史学诞生以来科学史学观念自然发展的逻辑,而现代塞尔维亚史学在经历两个学派之间的大论战后彻底摒弃了浪漫派的史学方法和意识,开始了真正的发展和构建。⑥ 但以笔者之见,塞尔维亚史学的浪漫派和批判派之间不仅有碰撞,也有融合,塞尔维亚民族史学正是在这种碰撞与融合之间构建起来的。鉴于此,本文将着眼于这两个角度,梳理、分析塞尔维亚获得民族独立之际到南斯拉夫王国解体之间的塞尔维亚民族史学的构建过程,抛砖引玉,以期求教大方。 一、浪漫派与批判派在碰撞中确立现代研究方法 19世纪中后期,尚处萌芽阶段的塞尔维亚史学出现了两个学派。一个是塞尔维亚史学的“传统学派”,也被称作“浪漫主义学派”,⑦以米洛什·S.米洛耶维奇(Милош С.
)和潘特利亚-潘塔·斯雷奇科维奇(Пантелиjа-Панта
)为代表。该学派支持将传统民间史诗(尤其是口传诗歌)作为历史书写的主要史料,在强调中世纪塞尔维亚王国传统的同时,试图赋予新的塞尔维亚国家历史合法性,以此激发塞尔维亚民族对国家统一的渴望,“培养民众对本民族的历史英雄和先祖的所有光荣事迹的情感,传播有价值的知识”。⑧另一个则是反对将民间口传诗歌作为史料,主张对史料进行考据与批判、鉴别与甄选的“批判主义学派”,以伊拉里昂·鲁瓦拉茨(Иларион Руварац)、斯托扬·诺瓦科维奇(
)和柳博米尔·科瓦切维奇(
)等人为代表。1873年,鲁瓦拉茨发起了塞尔维亚历史学中最重要的一场论战——批判派与浪漫派关于史学方法及重大历史事件的大论战。⑨鲁瓦拉茨等人与以米洛耶维奇、斯雷奇科维奇为代表的浪漫派进行了持续二十余年的论战,经历两次大辩论,批判派的最终胜利孕育出现代塞尔维亚历史学的雏形。 18世纪末19世纪初,塞尔维亚民族主义思潮的活跃和国家的独立进程推动了塞尔维亚历史学的发展。⑩约万·拉伊奇(
)作为塞尔维亚启蒙运动的典型代表,在《各种斯拉夫民族的历史,特别是保加利亚人、克罗地亚人和塞尔维亚人的历史》(
)一书中,根据有限的资料概述了南部斯拉夫人从中世纪到18世纪中叶的历史。拉伊奇在写作之时尚未有史料意识,没有明确区分史料和文学材料。但这一作品带有明显的教化目的,旨在通过此书使识字的塞尔维亚人了解本民族的过去,通过强调当下与塞尔维亚中世纪国家传统的历史连续性来帮助保护和加强同胞的民族意识。该书成为当时有关塞尔维亚历史知识的主要来源,对下一代受过教育的塞尔维亚人影响深远。(11)契尔科维奇认为拉伊奇这一作品的问世标志着现代塞尔维亚史学的诞生。(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