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克与德国统一

       对德国统一的肯定与支持

       19世纪是德意志民族统一运动高涨的世纪。18与19世纪之交，德意志民族受到了来自法国的双重冲击。法国大革命给德意志民族送来了自由平等博爱的政治思想，而拿破仑战争则摧毁了古老的“德意志民族神圣罗马帝国”，严重伤害了德意志人的民族感情。在此双重冲击下，德意志进步人士萌生了建立一个自由平等的民族国家的梦想。但在1814-1815年的维也纳会议上，德意志封建君主建立了一个松散而反动的“德意志邦联”，德意志进步人士大失所望，由此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民族统一运动。1848年，德国爆发了试图建立自由平等的民族国家的资产阶级革命，但终因封建势力的强大、革命任务的复杂、革命阵营的分裂等原因而失败。自1864年起，在俾斯麦的领导下，普鲁士通过三次王朝战争(1864年德丹战争、1866年普奥战争、1870-1871年的普法或德法战争)，于1871年1月建立了以普鲁士为核心的德意志民族国家，即“德意志帝国”。

       兰克出生于1795年，卒于1886年，其一生经历了19世纪德意志民族运动从兴起到德国统一的全过程。他是如何看待德意志民族统一运动的?对此问题，史学界一般认为，兰克不是很热心于德国统一运动，他注重的是欧洲多个民族国家的体系。如格奥格·G.伊格尔斯就曾赞赏兰克在历史编纂中民族情感不断上升的时代里没有放弃他对欧洲共同体的信仰。①胡昌智认为，兰克对德意志帝国的建立没有感到欢欣。②应该说，此类观点确实有其史料依据。例如，1854年秋兰克曾给巴伐利亚国王马克西米利安二世讲授历史，在课程的最后对话中，国王问及19世纪的主要趋势，并问民族性(Ausprgung der Nationalitten)是否也是这个时代的一个特征。兰克回答，一个民族可以团结起来抵御外来侵略，例如，法国人作为民族抵抗过外族统治，俄国人与德国人也曾抵抗过法国的统治，“一个完全不同的问题则是将民族组织成国家，这也属于这个时代的最为瞩目的目标，但是德国人没有建国，却能够像一个人那样奋起抵抗法国，所以这两个概念，民族性与民族建国，并不必然相关，民族之间的相互隔绝现在已经无法实现，所有民族都属于一个宏大的欧洲乐团”。③兰克的意思是，在1813-1815年的反法“解放战争”中，德意志民族虽然没有建立一个民族国家，但还是能够万众一心地抵抗并击败拿破仑军队，因此建立民族国家是不必要的，而且欧洲各个民族已经高度融合，难以按民族属性割裂开来，它们应该在一个“欧洲乐团”里生存与合作。

       这可以说是兰克对民族国家，包括德意志民族国家最为清晰的否定态度。不过笔者认为，兰克与德国统一的关系不能就此盖棺定论。兰克是19世纪德意志统一运动全过程的见证者，而晚年的兰克属于社会名流，应该与德国统一这一重大历史事件有所交集，并留下一些相关历史记录。通过对以兰克书信为中心的史料考察，我们可以看到，兰克与德国统一的关系要比史学界至今所认识的复杂得多。④这首先表现在兰克对德国统一的肯定与支持上。

       在瓦尔特·彼特·福克斯(Walther Peter Fuchs)1949年编辑出版的兰克《书信集》中，我们可以看到一次珍贵的相关书信来往。1885年4月1日是“铁血宰相”俾斯麦70华诞，德国报刊《汉堡通讯员》(Hamburger Korrespondent)与《股市交易厅》(Brsenhalle)驻柏林记者赫尔曼·海贝格(Hermann Heiberg)约请兰克写一篇评价俾斯麦生平功绩的文章。兰克以“正忙于研究9世纪的纠葛、危险、趋势”为由婉拒了这一约稿，但他还是写了一篇篇幅较长的对俾斯麦统一德国过程的回顾与评论。⑤我们可以从中看到，兰克对俾斯麦用三次王朝战争建立德意志民族国家的政策做了几乎毫无保留的理解、支持与辩护。

       兰克在开篇就十分犀利地指出，德国统一的实质是普鲁士的扩张过程。在文中，兰克几乎把两者视为同一事物。他认为，俾斯麦针对丹麦、奥地利与法国的三次王朝战争(兰克称之为“政治运动”)都有一个共同的出发点：解除普鲁士的外来压力。丹麦因王朝关系对德国北部的影响必须解除，如果德意志民族要统一的话。如果普鲁士想获得完整的独立性，普奥之间长期存在的、因德丹战争更加激化的矛盾，也必须有个了结。德意志纠纷的“戈尔迪之结”不可能被解开，只能被斩断。而普鲁士对奥地利的胜利，削弱了法国对德国事务的影响，法国出于持续不断的嫉妒心理向普鲁士宣战。在德法战争中，“弗里德里希王朝战胜了拿破仑军队”，由此保障了普鲁士完整的独立性。兰克对德国的胜利极为兴奋，认为它是上帝的意志，“几十年来政治与军事领袖们的梦想完全实现了。一个民族自我感觉的最大满足在于知道，在地球上，在它之上有一个更高的存在”。“几乎自动地，普鲁士王朝扩大为德意志帝国”，所有参战的德意志力量都参与了新国家的建立。⑥兰克高度评价了俾斯麦在其中的作用，因为“三次战争行动，其真实的原因是内在力量的发展，但其开始与过程，不能没有领导外交事务的部长而完成，他的内心有着思想的整体性，并能在有分歧时机智地维持这一整体性。最强大的思想能力与普世性关切相认同”。⑦兰克也基本认可德意志帝国的政治制度，认为它符合欧洲国家的主流思想，试图尽可能地团结广大民众。虽然帝国遇到了反对力量的挑战(暗指俾斯麦针对天主教会的“文化斗争”与针对社民党人的“反社会主义者法”)，但他还是深信，那些“造反的被误导者”能够通过普遍包容的思想与所有力量的发展而被击退。兰克还特别指出，德国的科学研究在当代获得空前的发展，这也是俾斯麦的功劳，因为科学研究依赖于长期的和平，而俾斯麦在德国统一后一直致力于维护欧洲的和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