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对想象的“威胁”:肯尼迪政府恢复核试验的决策分析

作 者:

作者简介:
赵学功,南开大学世界近现代史研究中心教授。天津 300350

原文出处:
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内容提要:

20世纪50年代后期,美国政府提出自愿暂停核试验,并与苏联进行了多轮核禁试谈判。肯尼迪执政后,美国政府就是否恢复核试验展开了争论。在美国军方和原子能委员会看来,禁止核试验严重影响了美国核武器的发展,并危及美国的国家安全,因而极力要求尽快恢复核试验。尽管美国在核技术方面享有明显的优势,但出于政治上的考虑,肯尼迪政府不顾美国国内舆论和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对,做出了恢复地下和大气层核试验的决定,使得美苏之间的核军备竞赛进一步加剧。


期刊代号:K5
分类名称:世界史
复印期号:2023 年 0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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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K712.54;D81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6-0766(2022)05-0122-13

       20世纪50年代后期,美、苏进行了旷日持久的核禁试谈判。双方虽未能达成协议,但都表示对核试验实施“自愿暂停”。肯尼迪执政后,美国政府内部就是否恢复核试验展开了激烈争论。西方学界较为流行的一种观点认为,美国之所以在1961年9月和1962年4月先后恢复地下和大气层核试验,主要是出于国家安全的需要,是因苏联的核试验打破了长期以来美苏之间的“战略均衡”,美国在核技术领域的领先地位受到严重挑战,此举不过是为了重新恢复其在核技术领域的优势,并减少其欧洲盟友对美国核保护伞是否有效的疑虑。①这一看法有失偏颇,实际情况要复杂得多。国内已有学者考察了世界舆论与肯尼迪核试验政策之间的联系,但相关的系统研究尚付阙如。②本文主要利用美国的相关档案资料,就肯尼迪政府恢复核试验的决策过程进行简要梳理,以揭示影响美国做出这一决策的主要因素。

       一、美国考虑恢复核试验

       艾森豪威尔执政后期,美苏就核禁试问题在日内瓦展开了旷日持久的谈判。由于美国政府对谈判缺乏必要的诚意,态度僵硬、消极,加上双方在核查等问题上分歧严重,会谈未能达成协议。不仅如此,艾森豪威尔还曾多次表示,如果不是任期届满,他将立即恢复核试验。

       1961年肯尼迪入主白宫后,希望尽快就停止核试验与苏联达成协议,以结束愈演愈烈的军备竞赛。当他还是参议员时就非常关注核禁试问题,呼吁美国应该停止核试验,并对艾森豪威尔政府的“暂停”政策表示支持,认为恢复核试验将“损害美国的形象”,“威胁到人类的生存”,建议继续暂停核试验,同时进行认真的谈判,争取全面和有效地禁止核试验。③1960年美国总统大选期间,肯尼迪多次发表演说表示,美苏核军备竞赛只能导致双方同归于尽,承诺一旦当选,保证不首先恢复在大气层的核试验,也不恢复地下核试验,尽一切可能谋求达成协议。④因而,在就职之后,肯尼迪称要将军备控制作为美国国家安全政策的“核心目标”,并把核禁试视为与苏联“重新建立关系的最有希望的领域”。他强调,为谋求达成核禁试协议而做出新的、更强有力的努力符合美国的总体国家利益。⑤1961年3月,美国、英国和苏联恢复了在日内瓦的核禁试谈判。

       但是,肯尼迪显然面临着非常不利的谈判环境。一是美苏围绕柏林问题的对抗急剧升级,双方甚至到了剑拔弩张的地步。二是美国对古巴的武装干涉失败,遭到国际社会的普遍谴责。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肯尼迪承受着国内要求尽快恢复核试验的巨大压力。围绕着恢复核试验问题,美国国内展开了激烈争论。⑥

       美国军方和原子能委员会向来对核禁试谈判持消极立场,对苏联谈判的诚意表示怀疑,认为核试验不仅是美国研制、发展和完善核武器所必需,而且也是为了找到识别和确定地下核爆炸的不可或缺的办法,继续坚持艾森豪威尔政府时期的“自愿暂停”政策不符合美国的利益,他们敦促肯尼迪立即恢复核试验,否则苏联在核技术方面很快就会赶上甚至超过美国。不仅如此,美国可通过核试验来向世界展示新政府的强硬立场。

       1961年1月,美国原子能委员会在提交给美国国会的报告中称,继续核试验将在武器设计方面取得重大进展,地下或外层空间核试验不会产生放射性尘埃,对人的身体健康没有危害。3月底,参谋长联席会议在给国防部长罗伯特·麦克纳马拉的报告中建议,如果至6月1日美苏仍不能就核禁试达成协议,美国就应尽快开始地下、水下或外层空间的核试验,以便使美国的核力量不断现代化。⑦4月初,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莱曼·莱姆尼策再次提醒麦克纳马拉,“自愿暂停”政策严重影响了美国的国家安全;苏联如果通过“秘密”试验研制开发出更有效、低廉的反洲际导弹系统,就有可能对美国实施核打击,不再惧怕美国的报复。⑧美国国会原子能事务联合委员会主席切特·霍利菲尔德以及参议员亨利·杰克逊、伯克·希肯卢珀、巴里·戈德华特等人也强烈要求肯尼迪放弃“自愿暂停”,立即恢复地下核试验。霍利菲尔德称“已经到了我们不能再以美国和自由世界的命运做赌注的时候了”,并表示这一观点得到了该委员会多数成员的赞成。⑨

       1961年4月底,美国政府就恢复核试验问题举行会议,与会者包括国家安全委员会、国防部、中央情报局、美国新闻署的代表以及原子能委员会主席格伦·西博格、肯尼迪的科学顾问杰罗姆·威斯纳等。赞成恢复试验的一派认为,美国不可能与苏联达成核禁试协议,不应再受自愿禁试的束缚,美国坚持“禁试”的时间越长,苏联通过“秘密”试验而获得优势的可能性就越大。虽然如此,美国尽早恢复核试验主要是基于政治而非军事上的考虑,因为美国在柏林、古巴和东南亚地区正面临着严峻挑战,核试验的恢复旨在显示美国应对这些挑战的决心,并向苏联施加压力。在这一派看来,“真正的问题并非是美国是否应当恢复核试验”,而是是否做出推迟试验的决定。反对派主要担心的是美国单方面恢复核试验会引起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应,在政治上对美国造成不利影响。会议提出三种方案:一是在一定期限内继续实施自愿禁试,之后将恢复核试验;二是恢复地下核试验;三是为开展地震研究进行核试验。后两种方案获得了大多数与会者的支持。⑩西博格随即向肯尼迪的裁军助理约翰·麦克洛伊建议,在日内瓦会谈终止前或者终止之后立即开始地下核试验,并提交了一份详细的试验清单。(11)麦克纳马拉也在5月份的一次会议上力主恢复核试验,以研制出更为有效、廉价的核武器,包括反导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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